通过“三反”、“五反”运动，乐松生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觉悟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认识到：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共产党既鼓励和扶持民族资本的发展，又要求私营工商业者守法经营，服从和拥护工人阶级的领导。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
１９５２年９月２１日，由于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乐松生和工会代表经过多次认真协商，在退休工人待遇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是同仁堂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另一项重要成果。
同仁堂对退休职工的待遇一直没有作出过规定。历史上，同仁堂虽然有对贡献大的老职工赠房、赠地、养老送终，甚至为他们培养后代的事例，但是并没有形成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凭着铺东的好恶。因此，难免有顾此失彼，甚至是不公正的情况出现。现在定一个制度，按着规章制度办理当然是好事。经过协商，乐松生和工会代表一起拟定了男六十、女五十五退休的协议，同时对职工退休后的待遇也有了详尽的规定。这个协议受到了职工的欢迎。
其实，“三反”、“五反”之后，不光是职工高兴，老乐家也是喜出望外。“三反”、“五反”运动开始的时候，乐家有人抵触，有人发牢骚、说怪话，运动过后，他们很快转忧为喜了。因为经过运动洗礼的同仁堂竟有了一个他们意想不到的大发展。刚解放的时候，乐家各房每年照例在同仁堂各提取人民币一万四千元。１９５３年“五反”后，党和国家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和赎买政策。那时，出现了一个工商界人士常挂在嘴边的名词——“四马分肥”。
什么叫“四马分肥”呢？原来，党和国家对私人企业的利润，按照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和留给资本家的利润（包括股息和红利）等四个方面制定了分配原则。其中上交国家的所得税约占利润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资本家的股息和红利约占四分之一左右。人们给这种分配原则起了一个形象、生动的名字——“四马分肥”。
当时，乐家有不少人都认为，说是“四马分肥”，到了自己这儿，能喝上一口汤就算不错。有人哀叹：“唉，打这儿往后，腰包就要越来越瘪喽！”
可是和他们想象的恰恰相反，实行“四马分肥”之后，同仁堂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加上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和老百姓的购买力空前提高，同仁堂一改解放前夕不死不活的状态，营业额猛增，乐氏四大房每年每房竟然能够分得人民币四万零二百八十九元，相当于过去的三倍。
乐松生在新中国刚刚建立，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严峻形势下，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不仅扩大了生产规模，改善了同仁堂的经营状况，而且带头认购国家建设公债，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为北京的建设投资，受到党、国家和人民的好评。与此同时，同仁堂也有了比较大的发展，职工从１９５０年初的一百九十人，增加到１９５３的二百八十六人。“同仁堂”，这个染着百年风尘的老字号正在新中国的霞光中渐露光彩。难怪当初在和平宾馆落成的宴会上，有朋友问乐松生：“乐老板，今天这酒喝得怎么样？”
乐松生笑着说：“今天这酒喝得痛快，这么多年，我心里也没这么轻松过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