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66）
第一节 新中国建立乐松生难免彷徨
同仁堂新生老字号日见兴旺
乐松生回到了天津，又见到了这个曾经熟悉，现在却又陌生的大城市。这时的天津，阳光初露，彩霞缕缕，大地上嫩柳如烟，草含青青。海河中昔日的浊水已经远远流走，汹涌奔腾的是滚滚的新潮。天津有名的小洋楼虽然旧貌不改，但它们的主人或者已经远走高飞，或是仍在去留之间犹豫彷徨，或者已经洗心革面，正在向新时代的新人转变。到处都可以见到“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的标语和迎风招展的红旗。一队队威武的解放军战士正在整装南下。这一切都在宣告着，这座城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共产党缺乏了解的乐松生到天津来，是因为这座当时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企业多、工人多、资本家也多；这里是达仁堂的发祥地，根基很厚，有什么意料不到的事，也好应对。乐松生因此把天津当成了他的“观潮亭”、“望海楼”，他想在此观望共产党是不是真的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也观看时代的潮流会如何奔涌，以决定自己何去何从。
乐松生刚到天津，就关心达仁堂是否在战火中受到了损失，接着又问解放军是不是在店里驻军了。他的堂兄，主持达仁堂的乐肇基对他说：“解放军军纪严明，进城前说是决不扰民，进城后果然就是秋毫无犯，连老百姓家的门都不进，还真让人佩服。”
乐松生为此很是感慨，他想到当年抗战胜利的时候，日本军队刚走，就来了一拨什么“三一部队”，硬说达仁堂是“逆产”，把达仁堂的前院占了。后来国民党正牌军来了，把“三一部队”解决了，可是他们的一个营长又占了达仁堂的前院。最后达仁堂不得不花钱赎回了自个儿的院子。想到这儿，他对乐肇基说：“要不国民党的军队不经打呢，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啊。”
“不过，话说回来了，共产党打仗行，办工商实业行不行，还得再瞧瞧。”乐肇基说完还叹了一口气。
乐松生就问他：“你叹什么气啊？”
“你多看看就知道了。”乐肇基平时就不大爱说话，有心事的时候就更不爱说话。乐松生听出来了，他又有心事了。
不过几天，乐松生就得知，这时的天津，许多企业都遇到了困难：交通不畅，原材料不足，资金缺乏等，都是困扰和障碍。不过这时解放战争还在进行当中，这些困难都在意料之中，让乐松生感到不安的，是他周围的一些民族工商业者有这样的议论：“咱们是资本家。马克思说了，资本家是剥削工人的，应当被打倒。马克思是共产党的祖师爷，共产党来了，还不得把我逮去做苦役？我还不如趁早把厂子关了呢。”
“唉，我那厂子的工人说我是资本家，不但不让我管事了，还要把厂里的原料分掉。您说，这样一来厂子不就垮了吗？”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共产党自然是向着工人的，打这以后，就没咱们说话的份儿了。”
乐松生宽慰他们说：“共产党的政策明文规定‘保护民族工商业’，既然他们这么说，应当也就能这么做。解放军进天津和北京，说是不扰民，不都做到了吗？还是看看再说吧。”
话是这么说，其实乐松生自己心里也没底，这也是当时许多民族工商业者的普遍心理。同仁堂各房昆季也大都如此，当然也就没有心思认真经营，更没有心思发展。那时，只有乐元可经过共产党做工作后，在北京和沈阳分别开设了恒仁堂新店，其他各房都持观望态度。天津有的民族资本家对共产党不了解，甚至以为共产党会斗争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更无心开工生产。有的害怕“共产”，竟抽逃资金，转到海外；还有的囤积生产和生活资料，造成市场混乱，物价上涨，原料匮乏，生产停滞。同时，一部分干部和工人片面理解党的政策，把民族工商业者当成打击的对象，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工人失业的严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