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巧，就在说话这工夫，又停电了。大伙儿就说：“那就点上看看，这官办的煤油灯有多亮吧。”
一位员工点亮了一盏煤油灯，挂了起来。大查柜和员工都摇头说：“不怎么样，还不如荧火虫屁股亮呢。”
“跟坟地里的鬼火似的，还不如没有呢，有它更吓人。”
这时候，不知哪儿来了一股风，那油灯里的小火苗晃了晃，灭了。
这下，几位员工的话就更多了，有的说：“这可不是吉兆。”
有的说：“这不应了‘吹灯拔蜡’那句俗话吗？”
有位“小卖药”的，说话没遮拦：“哟，这些天老东家身体欠安，可别是……”
大查柜一听，气得大喝一声：“说什么呢！怎么不惦记点儿好的？”
那位“小卖药”吓得直吐舌头。
不想，就在１９４７年，乐达义去世了。乐达义管理同仁堂十几年，业绩良好，被乐家人尊称为“主席”，员工尊他为“乐大善人”。他正直，办事公道，有管理才能，对员工不错。他不仅在老乐家四大房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因为有他担当，在最困难的日伪统治时期，同仁堂保住了珍贵的民族品牌和祖传秘方，乐达义于中华民族有功。
乐达义去世后，乐松生成了同仁堂的负责人之一。这时他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同时还兼着天津达仁堂的副经理。因此，常在京津两地跑来跑去。可是他精力再旺，头脑再灵，也被国民党政府治理下的乱象搞得焦头烂额。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北平的苛捐杂税已经多如牛毛，发展到登峰造极时，竟有什么“绥靖临时捐”、“绥靖建设捐”、“守护团捐”、“城防费”、“兵役费”，征税还要抽“手续费”。怪不得同仁堂的员工说：“我爷爷是大清朝过来的，连他都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么多苛捐杂税！”
“嗨，您没听现在老百姓都说，大清朝是‘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现在呢，是‘党国万税，万税，万万税’。”
那时的民族工商业处境越来越艰难，苛捐杂税只是一方面，还有恶劣的金融形势，更是把包括同仁堂在内的许多店铺推入水深火热中。１９４５年１１月，中央银行宣布，伪“联合票”按五比一的比价兑换法币，北平的物价应声上涨。不过，那时抗战刚刚胜利，百姓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再加上其他因素，影响还不算大。但是到了１９４７年初，国共和谈破裂的消息传开了，人们意识到，内战要开打了，就掀起了一股囤积风潮，物价也随风而涨。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凭借着实力雄厚，借机打压民族资本的生存空间，奸商们更是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一时间民怨沸腾。北平社会局为了维持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采取了许多“措施”，名为“限制物价”，其实是巧立名目的掠夺。那时经当局核定，同仁堂有一千一百七十多种药可以出售，可是这些药卖不卖都得交税，每种每月交五元。乐松生一算，光这一项，一个月就得交五千八百多元钱的税，一年就得交七万零二百元。乐松生越想越气，凭什么要收这个税？说巧取豪夺是轻了，简直就是打家劫舍，砸明火！
这还不算，因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很快，市面上开始出现重货轻币的风潮。同仁堂自从供奉御药开始，凡是采购大宗药材，都是先拿货，后付款，也就是赊购。可是现在不行了，那时的北平，甭管哪行哪业，也甭管多“铁”的老客户，都得现钱交易，概不赊销。这样一来，就给同仁堂的资金周转造成了很大困难。乐松生和乐家其他的人，想了很多办法，可是随着恶性通货膨胀越演越烈，北平市场的物价一日数涨，同仁堂的困境不仅没有解除，反而越陷越深。到了１９４８年８月，已经是步履维艰，铺务难支，人心不稳。那时的北平，人们见面谈的就是物价，同仁堂的员工也概莫能外。８月１９日那天，刚开始营业，店内清静，几位员工就聊起了物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