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富连成的演员议论说：“就是杨小楼那么大的角儿去关平，也没有这么火爆的场面啊！”
“今儿这戏不一般。”
“这还用说，今儿是新郎登台，场面自然火爆了。”
“不是这意思。知道前些天出什么大事了吗？”
“大事？噢，您是说小日本占沈阳啊，那叫‘九一八事变’。要不现在街上尽是游行的，要求政府发兵收回东北呢！”
“您说，这个当口演这出戏就没有点儿意思？”
那人稍微想了想，就说：“嗯，小日本就好比是九尾玄狐，忠心保国的关公父子降妖伏魔，给中国人解恨！要是这么看，这戏是有点儿意思。”
正是由于“九一八”事变，给这个本来喜庆、美满的婚礼笼罩了一片阴影。乐达义本来都想改日举行儿子的婚礼了，无奈织云公所和富连成戏班的定金已付，婚礼只好按时举行了。在这种情况下，乐家的叔侄同台演出这样一出降妖降魔的戏，当然有许多人会有这方面的联想了。
从这时开始，同仁堂一方面呈现出兴旺的景象，另一方面又受到国内外时局变化的影响。东北的老山参和鹿茸等贵重药材不容易进了，有些药因为受交通阻碍，又不好销了，经营上遇到了不少困难。１９３３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割断东北抗日部队与关内的联系，扩大并巩固伪满洲国的疆界，进而蚕食华北，调集重兵进攻热河、古北口以东的长城一线，意图进占冀东。当时的中国军队虽然奋起抗击，但最终冀东还是沦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战争最紧张的时刻，北平城内也可隐隐听到炮声。当时北平人心惶惶，有些富人已经开始带着金银细软逃难，市面也发生波动，同仁堂的经营自然也受到影响。
过了一年左右，时局从表面上看稍稍稳定一些了，乐达义正在想着同仁堂怎么才能再往上走一步的时候，突然如晴天霹雳，乐达义又遭到一个沉重的打击：乐达仁于１９３４年７月１０日在天津去世了。乐达义和乐家四房的亲友们十分悲痛。他们只知道最近乐达仁的身体不大好，常感不适，但并没有听说患什么大病，因此，他的去世就让人感到十分突然。乐达仁的死在今天看来其实就是长期超负荷运作造成的过劳死。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民族工商业大发展的时期，又是外国资本拼命扼制中国民族资本的时期。
乐达仁在天津建立的渤海化学工业公司，发展势头本来不错。但是中国这个市场太大了，外国资本不能眼看着中国幼小的化学工业做大做强。它们一旦感受到压力，便会扯掉“公平竞争”的假面具，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市场方面的优势，全力打压。不只是乐达仁的企业有这样的遭遇，就连中国民族工业的骄傲——范旭东的公司也逃不过这样的命运。在外国资本的打压和排挤下，渤海化学工业公司的生存越来越困难。
达仁铁工厂虽然造出了小火轮，但是和技术力量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仍然落后，难以持久发展。
达仁堂虽然是中药企业，从表面看，和外国资本没有直接的冲突，但是随着西药的大量涌入，发展空间也受到挤压，以致乐达仁发出了“中药只能再经营二十年”的悲叹。
就在乐达仁的发展处处遭遇困难时，达仁堂似乎有了一个发展的良好机遇，世界著名的德国拜耳药厂要和达仁堂商谈合作。乐达仁为此很兴奋，并寄以很大希望。谁知几轮谈判下来，乐达仁才看出来，拜耳药厂关心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乐达仁认为药厂应当以“达仁堂”为名，地址自然也应当选在天津。可是拜耳药厂却坚持放在青岛，名称必须用“拜耳”。双方在厂名、厂址等问题上根本无法达成协议。这已经不是平等合作，而是在争夺控制权了。乐达仁为此非常气愤。
乐达仁不是一个轻易服输的人，为了达仁堂和所属企业的发展，他昼夜辛劳，四处奔波，不辞劳苦，甚至不顾身体不适，等到出现明显的病状时，一切都已无力挽回了。
乐达仁的死，使乐达义痛惜不已，他恨“天不予时”，七哥的壮志未酬，竟撒手而去。乐达仁在许多领域都有探索和开拓，未能见到成效，大都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打压和当时中国的国力不济，并非是乐达仁自己的原因造成的。乐达义痛感，自己失去的不仅是一位手足兄弟，更失去了一位事业上的得力支持者。
乐达义把兄长的遗体从天津迎回北平，为他举行了极具哀荣的葬礼。为此，他请来了“永盛”杠房出殡。这家杠房号称北京十大杠房之一，专为名人出殡。国务总理潘复、军阀吴佩孚和张宗昌等人，都是由永盛杠房出殡的。出殡之前，曾在在贤良寺停灵七七四十九天，白天鼓乐诵经声不断，晚上还放焰口，吊唁的人更是络绎不绝。出殡的当日，送葬的队伍长达数里，用了旧时丧葬礼仪中最高的规格，杠夫一律着从未沾过地的鞋靴和崭新的服装，一切用具都重新刷了漆。出殡队伍中摔盆的、执幡的、吹的、打的、哭的、唱的一应俱全。最后，乐达仁的灵柩被葬于海淀区董四墓地，即现在的福田墓地。
但是，葬礼办得再奢华也无法挽回兄长的生命。乐达义和乐家亲人心头的哀伤还未抚平，一场中华民族的灾难又降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