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达仁请人把那些废旧合同裱好，又写了上面那段话，并称“弁以数言，悬之座右”。“弁”古时是“帽子”的称呼，“弁言”也就是“序言”，或称“开头的话”，然后分送给各房兄弟子侄，希望他们能当作座右铭。
现在，乐达义重新提起这件事，好些人别说把它当座右铭了，竟连想都想不起来了。乐达义只好将此事再讲了一遍。这下倒是有人说：“有这么回子事，可后来撂哪儿去了，就不知道了。”
“嗨，想来了，我铺了箱子底了，后来破了就给扔了。”
也有人说：“我以为是没有用的旧账呢，生了火了。”
可能是乐达义的话震动了一些人，也可能是祖宗的艰辛创业感动了一些人，四大房终于同意改变各房都在同仁堂寄卖药物的“寄零”办法。
想当年，乐平泉为了警示后人汲取教训，不忘先辈创业之苦，把废旧合同都收集起来，他的苦心果然还起到了作用。
乐达义的一番良言，总算得到了大数人的同意。寄销制终于被取消了。同时，因为当时正值“废两改元”的时候，市面用银元代替银两，每百两银子兑换一百四十块银元。按这个比价，各大房每年的一万两银子也改成了一万四千块银元。
可是细料库怎么办？乐达义不愧当过警察厅督察处长，他想出了一个妙方，还是“偏方治大病”。从此，细料库没有了站岗的警察，却添了五把大锁，四大房各有一把，管库的另有一把，只有四大房和管库的同时来到，五把大锁同时打开，细料库的大门才能开启。同仁堂的账本上从此也变成了一片红，因为每一笔进出账目必须盖齐了四大房的图章才有效。这就是乐达义想出的“偏方”。
乐达义虽然长期担任京师警察署督察处长，但他并不是一个赳赳武夫，他曾经赴英国游历、考察，了解西方的现代化商业和产业；他又生长在乐家这个世代从事中药生产和销售的环境中，这都对他治理同仁堂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他又是个讲义气、重信用、乐善好施、与员工关系融洽的人。因此，在乐达义大刀阔斧的治理下，同仁堂又重现兴旺景象。那时乐达义觉得事业发展顺利，前途一片光明，在这种情况下，就想要给儿子乐松生办一场喜气洋洋、隆重体面的婚礼了。
乐松生是乐达义的独子，出生于１９０８年。那时许叶芬刚刚去世，老乐家正处在群龙无首的状态，而同仁堂的供奉御药，也因为清朝的迅速衰败越来越难以获利。在这种情况下，乐家更对这个男孩寄以了极大希望。
１９２８年，乐松生毕业于一所名校——北京汇文中学。以后又到天津，在天津育才商科学校，学习商业管理及会计学科，打得一手好算盘。毕业后他在达仁堂当了副经理，不仅有了商业管理的理论知识，更有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传统婚姻习俗和现代婚姻风尚共存的时期。按照传统，登门给乐松生提亲保媒的故旧亲朋不少，追着新潮向乐松生求爱示好的摩登女郎也不少。乐达义虽是出身于传统家庭，却并不坚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给乐松生自己择偶的权力。而乐松生对保媒说亲的，虽然以礼相待，却对亲事一概婉拒。对那些主动追求他的女孩又不冷不热、不远不近、不亲不疏。人们都弄不明白，乐松生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终生伴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