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可以推断肯定是慈禧又被病痛所折磨，于是，李莲英等人和御医商量后，认为同仁堂的如意长生酒能缓解病痛，而且事不宜迟，得赶紧派人去取。可是派一般的差役，太监出宫要办烦琐的手续，太耽误时间，而李莲英出宫，手续就简便得多，因此李莲英才亲自到同仁堂取药酒。
御药房也会派医生和官员到同仁堂监制御用药物。这种方式称为“监视制药”。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御药房日用账中就有记载，正月初三，太医院曾派人到同仁堂监制三色暑药，到十三日结束，共制成三色暑药一百五十料。
第二节 红顶商人有权有钱
皇封特权亦苦亦甜
普通百姓以为，皇家是最有钱的，什么“一掷千金”、“金山银海”、“富甲天下”似乎都是专为形容皇家富贵的。“供奉御药”就是和皇家作买卖，那还能不富得满屋堆金，遍地铺银？
其实和皇帝家作买卖，真是难得很。同仁堂供奉御药可谓兢兢业业，汲汲小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其中的悲欢荣辱，甚至是死而复生的惊喜和大祸临头的恐惧，又有多少人知道？
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同仁堂承担供奉御药时，朝廷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除了供药要“随叫随到”，药味要保证“纯洁地道”等之外，更有“药价非得皇上恩准，不得变更”和“先交药，后领银”的规定。
药价上调要得到皇帝恩准，看起来似乎可以通融，实际上却很难办到。同仁堂的铺东毕竟不是皇帝的近臣，要加价得先经过层层官员审核，才能“上达天听”，而每一层官员都是一道关卡，一把割肉的刀，要费口舌，要花时间，更要用钱打点。不接受这种“霸王条款”吧，就别想“供奉御药”；接受吧，虽然那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竞争也不激烈，物价还比较稳定，可谁能保证它不会像喜怒无常的皇帝一样，忽然变了脸呢？乐凤鸣反复权衡得失利弊，最后还是横下一条心，决定先接受了这“霸王条款”再说。
果然，“供奉御药”没有尝到多少甜头，却品到了苦涩。同仁堂必须按时按质按量地交药，否则就会治罪；至于宫里何时结账却没有定规。而且更要命的是，即使结账之后，也经常是“打白条”，不能及时付银。长期如此，宫廷欠同仁堂的药银便越积越多。至于为什么药款不能如数到位，是朝廷银库空虚，还是被挪作它用了，或是被收入私囊了，就不得而知了。这样，同仁堂每和皇家做一笔生意，就得垫付一大笔资金，同仁堂的资金再雄厚，也难以承受。
也许是这种垫付药银的重担压得同仁堂实在喘不上气来，也许是同仁堂早就预想好了对策。为了摆脱“霸王条款”的桎梏，同仁堂铺东乐礼广开人脉，疏通关系，终于想方设法沟通了和硕和亲王爱新觉罗·弘昼。弘昼是雍正的第五子，雍正十一年封为亲王。他表面乖戾，行事荒唐，甚至以在家中演习自己的丧礼为乐，实际上却是厌恶了宫闱中的明争暗斗，不想陷入为争夺帝位而进行的手足残杀中，才用种种荒唐的行为，表明他的心迹，也借此排谴心中的苦闷。他的父亲雍正皇帝倒也理解他，加上弘昼的母亲又很受雍正皇帝宠爱，因此，表面上散淡的弘昼在皇帝面前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有了和硕和亲王这座靠山，乐礼又设法疏通了各个关节，终于得到了雍正皇帝的“恩准”，不仅同意增加药价，而且准许同仁堂“预领官银”。所谓“预领官银”，就是变“先交药，后领银”为“先领银，后交药”。这个先后秩序一颠倒，就如乾坤倒转，同仁堂的处境一下子就从地上翻到了天上，大大扩充了同仁堂的周转资金。且第一笔白花花的“预领官银”就有四万两之巨，可能是同仁堂所获数额最大的一笔“预领官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