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
根据世界银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900美元到11万美元的经济体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标准，目前全球范围内共有中等收入经济体93个，分别占世界人口和经济总量的2/3和1/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连续25年保持年均7%以上增长的经济体只有博茨瓦纳、巴西、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尼、日本、韩国、新加坡等13个，其中仅有日本、韩国、香港、台湾、马耳他、新加坡等6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行列。韩国是成功的例子，198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073美元，1995年突破11万美元。巴西是反面典型，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000美元，但是20多年后仍然不到7000美元。
资料来源：于培伟如何认识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经济参考摘要，2011(1)
——收入分配不平等。1970年前后拉美的收入分配差距已非常大，基尼系数最低的为044，最高的为066。美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拉美地区占总人口30%的穷人仅获得国民收入的75%，而占总人口10%的富人则拥有国民收入的40%。收入分配不平等成为拉美国家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
——贫困问题突出。1980年拉美贫困人口为112亿；1990年增至192亿，为总人口的46%；2004年贫困人口升至224亿，占总人口的432%，其中9800万人极端贫困，占总人口的189%。这些贫困人口或长期失业，或只能在工资报酬少、劳动条件差的非正规岗位谋生。虽然能得到政府救济金，但生活水平得不到明显提高。
——城市贫民窟现象普遍化。墨西哥贫民窟数量约为2400个，其中600个条件极度恶劣。居住在贫民窟中的人口约占总城市人口的20%。仅首都墨西哥城贫民窟数量就有500多个，居住人口约400万。贫民窟现象普遍使得拉美国家的社会呈现不稳定状态。
——环境问题突出。1981～1990年，拉美平均每年损失740万公顷热带森林，高于同期非洲的410万公顷和亚太地区的390万公顷。就森林生物量而言，1981～1990年全球总共失去了25亿吨，其中拉美就占了13亿吨。
拉美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出现的这些问题表明，“库兹涅茨倒U曲线”中的拐点不会自动来临。一方面，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进步，处理不好甚至有可能带来社会状况的恶化；另一方面，忽视社会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不仅有可能拖累经济增长，而且有可能使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陷入恶性循环。
我国未来10年面临不容忽视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过去30年，我国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发展方式在做出历史性贡献的同时，也积累了诸多经济社会矛盾。尤其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把这些矛盾和风险全面暴露出来。中改院2010年改革问卷调查显示，6151%的专家认为，我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呈现加速态势。过去30年的发展，主要建立在投资及出口拉动的基础上，消费率及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尤其是从1993年开始，尽管消费总体规模在不断增长，但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呈现快速下降态势，到2009年分别降至480%和351%。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低于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金砖四国”。2008年我国消费率分别比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低187、325和153个百分点。
——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在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上，“两个比重”不断降低。1997～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企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在收入分配差距上，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矛盾十分突出。有研究认为，我国基尼系数大约在047左右，已接近拉美部分国家。如果不采取实质性措施，未来5～10年收入分配差距将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此外，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问题也相当突出。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的时代已经结束。
——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矛盾突出。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力度，但与社会需求变化趋势相比，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仍然不足。以教育为例，2001年，高收入国家财政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为6%～8%，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4%，而我国2008年仅为34%。以学前教育为例，2009年北京市各类幼儿园共1253所，可提供学位25万个，但北京市常住人口新生儿有41575万人。近一半幼儿难以享受到学前教育服务，“入园难”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不断积累。未来5～10年，我国社会总体稳定的态势不会变，但社会矛盾和风险增加也相当明显。过去30余年社会转型积累了一些问题。比如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农民税负问题、教育医疗住房问题、土地拆迁问题等，都积累了较多的社会矛盾。新阶段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更为复杂，由此使社会矛盾与社会风险呈现新的特点。
我国发展面临两种前景。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道路选择的十字路口，面临两大前景：
一方面，抓住机遇，做好选择，在改革导向上实现民富优先，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有重大突破，那么中长期内就完全有可能保持7%～8%的中速增长，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社会压力得到有效释放。经济社会进入良性发展阶段，由此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历史性变化的趋势明显，只要顺势而为，推进体制机制调整，就能干成事情；二是扩大内需的总体思路清晰，目标、主线很明确，总体要求也很清楚；三是需求结构变化与社会压力正在形成，动力在不断积累。
另一方面，如果选择不好，丧失机遇，恐怕很难绕开“中等收入陷阱”。未来5～10年，如果在发展理念上仍坚持经济总量导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没有大的突破，有可能出现灾难性的后果：一是增长速度急剧下滑，甚至突然停滞；二是社会风险明显加大，物价上涨与社会矛盾问题相伴，加大社会风险；三是有可能出现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等更为复杂的问题。相对于拉美国家，这是我国有可能出现严重问题的领域。
综合各方面情况考虑，我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远虑大于近忧，未雨绸缪更为重要。
三、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基本目标
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已经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在发展型新阶段，如何有效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尽快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是未来5～10年的战略任务，也是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基本目标。
我国仍是发展大国，内部投资和消费的潜力巨大。
——城市化将带来巨大的投资和消费空间。有研究认为，未来几年我国城市化率有可能以年均提高11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到2015年达到535%左右。城市化率对投资的弹性系数为19，由此带来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累计将达528万亿元左右，年均超过10万亿元。
——具有7亿人口的我国农村，是未来世界消费版图上的最大亮点。如果农村消费水平能够在未来10年内达到城市消费水平，根据2008年数据静态测算，农村每年将新增27万亿元的消费规模。
——中西部发展空间巨大。我国中西部幅员辽阔，但相当多的地方仍然处于欠发达状态。从发展角度看，意味着这些地区的投资需求巨大。这次我国反危机的数万亿投资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用于中西部的。
——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带动新兴产业发展，可以带来巨大的消费空间。例如，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仅占GDP比重的25%，远低于美国的25%、日本的20%、欧洲的10%～15%。未来5年，如果文化产业增加值提高到5%以上，文化产业的增加产值将达到3万亿元，将成为新的支柱产业。
社会转型刚刚起步，社会需求拓展的空间巨大。我国前30年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社会转型才刚刚起步。未来5年加快社会转型，推进社会建设，既可以缓解社会矛盾，释放社会压力，又可以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仅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例。未来5年要初步实现均等化目标，大致需要投入20万亿元的财政资金，使居民消费率提高3～5个百分点，有效地促进我国走向消费大国。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转型而推进的社会建设，有利于在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下理顺社会利益、优化社会结构。如果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在未来5～10年内达到总人口的40%左右，就可以初步形成一个“橄榄型社会”，夯实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制度红利释放的空间巨大。未来5年是我国改革的关键时期。一旦改革有实质性突破，被某些传统体制抑制的发展活力将被有效释放出来，由此将极大地拓宽经济社会发展空间。这是我国在发展进程中独有的制度红利。
综合各方面情况看，发展上的后发优势使我国可以前瞻性地预见“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改革的巨大空间也使我国有条件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尽快启动二次转型与改革，以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促进我国比较顺利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四、民富优先的二次转型是我国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战略选择
推进二次转型是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客观需求。着眼于防范“中等收入陷阱”，着眼于未来5～10年内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对过去30年形成的发展方式进行改革，推进以发展方式为主线的二次转型。应当说，这是基于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现实需求。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总体上面临着短缺经济的困境，物质产品匮乏，农村贫困率超过30%。社会需求结构是以粮食、衣服等生存型需求为主。在这个特定历史阶段，以做大经济总量为目标的一次转型与改革，通过改变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并丰富了社会产品，使我国改变了社会产品的短缺状态，从贫困过渡到初步小康，从生存型阶段过渡到发展型阶段。
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社会产品极大丰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社会需求结构中发展型需求的比重逐步增加，全社会面临的是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与问题。例如，居民用于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支出比重呈现逐年上升趋势。1990～2009年，城乡居民发展型消费需求分别从323%上升到5301%；从334%上升到5322%。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直接引发了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并且形成改变经济结构的需求。但经济结构的转变滞后于需求结构变化，积累了诸多矛盾。例如，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服务业发展缓慢，使发展型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因此，二次转型要把改变经济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以民富优先为导向的二次转型重在释放社会需求。我国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基础在于构建消费大国，改变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格局。过去10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13个百分点左右，假设这个指标维持在10年前的水平，以2009年GDP水平测算(3405万亿元)，13%折合为44万亿元左右，这意味着劳动者过去10年能多拿到44万亿元的收入，无疑对扩大消费将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由此，二次转型要以民富优先为导向，尽快改变国富优先的体制安排，以释放全社会消费需求。
回顾过去30年改革的历史，尤其是处于历史性变化的临界点的大改革，都是危机倒逼改革，然后以积极的改革化解危机。当前，社会各方面关注“收入分配问题”、关注“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表明了人们对二次转型与改革的期待。实施民富优先的二次转型与改革，将使我国有条件、也有能力化解“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在未来10年左右，使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在中华文明史上将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对整个世界的发展也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历史意义将与一次转型与改革比肩，甚至比一次转型与改革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