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恨恨地想着，掏出口袋里的钱数了数，足够去首尔的路费了。我偷偷擦干眼泪，走进了路边的小吃铺，想在出发前喝点酒。
“大婶，给我一瓶烧酒，一碟小菜！”我大声喊道。
“今天这孩子怎么了？”
一向看我很乖的大婶吃了一惊。
“快点上酒啊，怎么这么多话！给你钱就是了。”
我开始发脾气，可大婶还是磨磨蹭蹭地没给我拿酒。就在等待的几秒钟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卖了这么长时间的水果，还没有让妈妈尝过我的水果呢。”
每次我从市场进水果回来，母亲总是一边擦着水果，一边说：“这些水果真漂亮啊，一看就知道很好吃。”但是，把这些都视为独立财产的我，抱着即使一分钱也要节约的心，总是假装没有听见母亲的话。
“是啊，又不是非要今天走。水果虽然撞烂了，但还是可以让妈妈好好吃个够。那就明天再走吧，晚一天也没关系。”
这么打定了主意，我把水果重新装上车，推回了家。
“爸，妈，今天吃点水果吧，剩了很多呢。”
母亲看见被撞歪的拖车和摔碎的西瓜，还有我夸张的喊声，大约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她一句话也没说，转身进了被窝。那天夜里我躺在睡铺上，满脑子想的都是离家出走。
第二天清晨，母亲照例开始祈祷，但那一天，她给我的祈祷格外地长，似乎她也一夜没睡好。
“祈求上帝为我们家明博指引一条光明的路，让他健康成长，让他做每一件事都顺顺利利……”
母亲的祈祷撞击着我的心。“原来，母亲是这样地关心着我啊！”感激的心情促使我将离家出走的计划又推迟了一个月。这样反复几次之后，我又恢复成了原先那个穿着校服、卖水果的我。
为了上大学……
我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母亲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搬去首尔照顾二哥。我和妹妹因为要读高中，只能暂时留在浦项。父母为了筹措在首尔的生活费，把房子和做买卖的用具都卖了，只给我和妹妹准备了一间很小的房间。我们俩一边读书，一边还要想办法养活自己。父母每个月寄来的伙食费根本不够我们吃饱的，天天喝稀粥也很难维持一个月。妹妹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央求我：“哥哥，咱们哪怕前十天吃个饱，后二十天饿肚子也行啊。”但我知道如果那样做，我们俩一定会饿死。我找来30个纸袋子，把一个月的粮食分成30份，一天就拿出一份，让妹妹去煮粥。直到现在，妹妹见到我还总是苦笑着说：“哥哥当时真残酷，我差点离家出走。”
1959年12月，我和妹妹终于踏上了开往首尔的火车。一路上，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孤独与迷惘。离开了艰难生活了14年的浦项，从今往后，陌生的首尔又将抛予我怎样的面貌？父母似乎还没有在首尔安定下来，贫穷也必然纠缠不休。但是，我心里总还期待着首尔能有和浦项不一样的东西在等待着我。
父母在梨泰院的棚户区租了一间小屋子，每天到市场上卖蔬菜，和在浦项时没什么两样。我那时没本钱做买卖，倒是难得地清闲起来。我曾经坐着电车，从始发站坐到终点站，再从终点站坐到始发站。不知不觉间，我会走到东崇洞、安岩洞、新村这些大学街。看到穿着校服的大学生们来来往往，我的心里忍不住一阵难过。唉，连饭都吃不饱，跑来这里干什么？
有一天，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中学时班主任曾经说过，高中毕业证比初中毕业证有用，那么，大学中途退学的话一定比高中毕业证还强些吧。要不我就考一次试试，如果考取了大学，不就算是大学中退了么？”
在这个堂吉诃德式想法的鼓动下，我竟然真的着手准备考大学了。我报考了高丽大学商学院。考试日期迫在眉睫，我一边利用有限的时间拼命复习，一边还要到市场上帮父母干活。他们不拦着我参加考试，我已经很感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