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当主角堪称大胆之举，加博里奥便让一名业余侦探陪伴他，就像给药片包上糖衣，让人容易接受一些。在《勒沪菊命案》中，年事已高的退休当铺职工塔巴勒老爹（人称“搞清楚老爹”）很快取代了保安局热弗罗探长调查这桩案子。塔巴勒凭借精彩的推理破解了案子，他与警探勒考克边走边聊时道出了其中的道理。勒考克首次出场时还只是一个小角色，是“一个向法律妥协的惯犯”。塔巴勒老爹此后也没有完全消失，在《勒考克先生》（1869）的结尾他向这位职业侦探指出遗漏的线索。不过，他退居幕后，勒考克成为中心人物，热弗罗变成被嘲弄的对象，有时候还有一个不太聪明的同伴担任助手。加博里奥清楚地表明，他的主角根本不是现实中遭人厌恶的侦探。“最迟钝的店主也确信他能够在二十步以外发现侦探：满脸胡子，身材高大，戴着发光的毛毡帽，穿着黑色的衣服，由于没穿内衣而小心地将破旧的外套扣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勒考克完全不同。他的脸部表情富于变化，甚至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五官表情，就像雕塑家按照模型塑造泥土一样”。他是伪装大师，有时候会因为手下侦探没有化装而恶狠狠地责备对方一通。与卡夫、布克特、杜宾不同，他会见机行事。当他初出茅庐之时，曾经写过一份匿名报告，含蓄地批评热弗罗效率低下。加博里奥解释说，不署名的原因并不是谦虚而是攻于心计，因为“在恰当的时机隐藏起来，待到可以获得更大好处的时候再自曝身份”。
勒考克这个人追逐私利、自高自大，但也很诚实——后来有篇小说解释说，最初因为误会才说他是“惯犯”。他有理由自高自大，因为他具备了高超的侦查技巧。在虚构作品中，他是第一个用石膏拓脚印的侦探。他临时找来一些旧盒子、一个土制的盘子，又从墙上敲下的石灰，拿来一些水，用这些拓下了脚印。他也是第一个发现报时钟可以指明犯罪时间的侦探。他把挂钟的长针拨到三点半，钟便敲了十一下。在《奥西沃尔的犯罪》中，他意识到罪犯故意制造出一些重要的线索，这样一来“我为了获得真相，只能将表象的东西反过来想”。如果桌子上有五个玻璃杯，那么在场的人数“要么大于五，要么小于五，但不可能是五”；如果桌子上有残留的晚饭，那么他们既没吃过也没喝过。他告诉助手要找“一个中年人，高个子，穿着粗糙的棕色毛大衣，而且极有可能结过婚，因为那人右手小手指上戴着结婚戒指”。解释是这样的：雪地上“沉重、拖拽的脚步”说明他是中年人，从他靠过的一块花岗岩看出了身高，雪上的手印显示出他戴着戒指，木头碎片上刮下来的几块棕色羊毛表明了大衣的颜色。杜宾或许只要坐着就能解决问题，但勒考克不是安乐椅侦探。他叫道：“我们有了线索；我们会追查到底。那么开干吧。”
加博里奥笔下耸动的主题和严肃的调查形成了奇特的对比。谋杀的目的往往是不让丑闻暴露，调查中穿插了长长的家族历史回顾。有时候作案嫌疑人指向贵族。《勒考克先生》中，侦探乔装打扮在巴黎费尽周折追查凶手。他去一所大宅子里进行调查，走出来时心生迷惑，他不敢相信礼仪周全、热情款待他的贵族就是他要追缉的那个人。现在听起来都是些老生常谈的话题，不过，调查部分还有一些地方可以挽回些分数的。诸如对法国法律体系各方面准确而有趣的描述、地方检察官和被控人之间充满智慧较量的对话，或许西默农从中学到了点东西。《勒考克先生》是一场有趣的游戏，侦探和囚犯之间玩起了猫抓老鼠的游戏，结果侦探发现不知怎的，自己遭人出卖，老鼠知道了猫的一举一动。这是加博里奥最好的长篇小说，但《巴地纽尔的小老头》无疑是他最好的作品。这部小说充满了诡计和转折。凶手高估了警察，认为他们肯定会发现受害者是左撇子，可是他们没有发现，却误打误撞抓对了人。加博里奥缺乏幽默感，刻画人物的技巧也不高明。但是有评论家说他的作品是俗丽的木偶，缺乏趣味、离题万里、文字沉闷、故作矫情。这样的评价未免太过分了一些。他还算是一位有趣的作家，而且一直被低估。他创作犯罪小说源自对警察程序的充分了解，表现了敏锐的分析才能。
坡之后，柯林斯和加博里奥确立了侦探小说应有的模式。坡塑造的贵族业余侦探经久不衰，一直到二战期间大体上都处于绝对的主要地位。柯林斯和加博里奥让我们看到诚实的职业侦探形象，他们原本经常被业余侦探鄙视，现在不同了，正如奥登谈到弗里曼威尔斯克劳夫兹的弗伦奇探长时所说：“为帮助社会上的无辜者而进行调查”，弗伦奇的成功是因为有“世界上所有忠于职守的好人相助”1。柯林斯和加博里奥之后的职业侦探，不论是着装侦探还是便衣侦探，不再是腐败的压迫者，而是无辜人民的保护者。侦探在小说中角色的改变反映了社会性质的改变。直到六十年后，达希尔哈米特和雷蒙德钱德勒的作品中才又对侦探监督坏人的职责产生严重质疑。
1引自奥登《侦探小说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