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当时20岁的巴克尔——英国海运富商的儿子——是欧洲最好的国际象棋玩家。玩腻了国际象棋后,巴克尔转而开始专注于世界历史,开始着手写作一本真正研究人类科学的书。也许没有人曾有过如此大的信心,觉得发现人类真正的科学是一件可能的事。
显然,巴克尔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继开普勒和牛顿之后,科学家们展开了对物理世界的研究工作,并获得了许多实践性的成果——蒸汽机和工业革命。科学的发展看似势不可挡。的确,巴克尔也说科学没有逆转轮,正在不间断不可逆地发展下去。原先看似神秘莫测的东西最终都得到了解释,我们也希望未来这一点能持续下去:
“每一代都有一些事证明是有规律可循,是可以预测的,而这些事在上一代人眼里却被认定为是无规律可循,无法预测的。所以不断进步的文明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越发让我们相信秩序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任何事或某一类事还没有简化成某种规律的话,那么到了现在,我们不应该再宣告说它们无法被简化成某种秩序,而应该让我们过去的经验引导我们去发现这些秩序,并且承认,很有可能我们现在认为无法解释的事,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得到合理的解释。”
巴克尔指出,在物理学中,那些之前看似“最无规律、最反复无常”的现象后来证明是遵循了普遍的法则。他坚持道:“如果人类事件遭遇了类似的境遇,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相似的结果。”他进一步指出,之前之所以没有人能达到这样的理解,原因很简单,因为过去所有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明显不如”像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这样的科学家。
作为后辈的巴克尔,他的成就远不及自己的宏图大志。在他的著作《英格兰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的两个章节中,他强调说不同国家的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对于本国的发展、财富和人民的智力水平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此外,他还下了一个含糊不清的结论,说欧洲人从天性上来说要比非欧洲人高出一等——欧洲人的体格为更好地征服大自然做了准备,而非欧洲人则准备好了被大自然征服。巴克尔一定是认为,在他那个时代或自他那个时代起,没有人能证明这样的“法则”。
差不多同一时期,法国哲学家(如今被人们称为社会学之父的)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和巴克尔的热情遥相呼应。他强调说:“人类社会的事件一定遵循着科学法则,如果我们能弄明白这种法则,那么精神上的邪恶就可以清除干净了。”孔德确信人类社会最终会进入发展三阶段中的第三阶段。在“神学”阶段,人们用超自然的神奇力量来解释世界;在后来的“形而上学”阶段,人们开始能模模糊糊地搞懂一些原因。而孔德相信,文明最终会进入“积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会看到真正控制世界的科学法则。在物理学上取得巨大成就的牛顿,以及其他或其他一连串的天才将很快为人类的科学做出贡献——树立一座永久的科学大厦,能取代所有以往哲学上的华而不实。
空洞的哲学没有成为现实,这是不用说的事实。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到亚当·斯密,再到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所有这些智者都努力说服人们在人类社会能找到“法则般”的模式,可最后那些努力都是徒劳无果的。近代,探索人类真正科学的梦想转向了经济学理论。在之后的一章中,我将更仔细地探讨经济学理论,并指出其缺陷,在这里先指出这一点:虽然我们的图书馆被无数用深奥的数学术语写出的“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书籍压得喘不过气,但要真正理解物理学、化学抑或生物学教科书中的高深莫测,我们仍然缺乏这种能力。用科学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耐做出精准的预测。
举例来说,几年前,经济咨询机构伦敦经济学院对包括财政部、国家研究院和伦敦商学院在内的,超过30多个英国顶级经济预测组织的预测结果做出评估,得出的结论如下:
“有个古老的笑话是说,有多少经济学家,就有多少对未来经济的见解。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同一时期,经济预测者说的或多或少都是同一件事,意见的一致性让人吃惊。预测的差异,相对于预言和事实之间的差异,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他们说的几乎总是错误的,大家所达成共识的预言,却没能预计到过去七年来任何一项经济上最重要的发展——80年代消费支出高峰的影响力和回弹力,9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深度和持久度,抑或是1991年持续大幅度的通货紧缩。”
研究者对于经济发展的法则、犯罪的规律或文化是发展模式等,提出的想法数也数不清,然而没有一种想法像物理学的法则那样经得起仔细的审查。人类社会的科学仍然还在等待它的开普勒和牛顿。但这是为什么呢?是什么让人的科学变得那么难,比其他科学都难得多呢?也许是因为人类社会存在某些本质上完全不同又独一无二的东西,使得发现群体社会的“法则”变得不可能
许多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也表示,出于某种原因,人类社会的“法则”实在是太过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