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之物语——我所认识的四位日本女子03

转眼之间,我已在离大阪新干线车站不远的一家叫“梦”的咖啡馆干了两个暑假。咖啡馆很小,经营冷、热咖啡,牛奶等软饮料及咖喱饭、小套餐之类的“轻食”。

宫泽庆子“老小姐”面对眼前香喷喷的咖啡,眼睛如封冻的死鱼,不转动一下。她抽着散发着焦糊气味的香烟,嘴唇像祥林嫂那样上下翕动,念念有词,对我随时可能爆发的积怨像瞎子摸水不知形状。我故意把器皿弄得乒乓作响,不到11点便恶意地放起《友谊地久天长》,庆子“老小姐”这才像被点醒了穴位,极不情愿地悻悻离开。

在日本,见多了有家不归的男人,还从未见识过有家不回的女人。反正日本十八怪,见怪不怪吧!可是到开学以后我不能干到太晚,加之生意不景气,老板与我商量晚上10点打烊。于是庆子小姐进店我就关门,看到她像离群的老羊一样茫然不知所措,我的笑容里埋伏了报复的细胞。庆子“老小姐”提出送我回家,这样一来一回她可以在电车上再耗一个小时。我暗忖,反正有这么一位身材高大的女保镖,何乐而不为?于是一来二去,也就熟了。

熟了之后,才知道庆子没有父亲,是个私生女,与母亲相依为命。她年过七旬的老母不是我想象中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眼睛里像长了两只时刻准备向外攻击的角,声音简直如车轮碾过了碎玻璃碴。庆子的闺房里没有一件装饰品,书柜里倒是整整齐齐地摆放着《资本论》《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以及小林多喜二等无产阶级作家的著作。我这才知道庆子是公司劳动组合的负责人(相当于中国的工会主席),庆子自20年前入社起,一直担任劳动组合的专职干部。她告诉我,日本劳动组合运动同反战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一样是战前军国主义国家体制强压下产生的,战后虽然得到了公认,劳动者的人权、劳动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但由于日本工人对所属企业狗一般的盲目忠诚,加之国民对劳动组合意识的日渐淡薄,劳动组合不能为工人当家做主,更多的时候走劳资调和路线。庆子本人20多年来为提高工人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工作条件,尤其是为女工问题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甚至将她所在的公司告上了法庭,但最终不但没有被获得利益的同事们理解,还被人嘲笑、挖苦和中伤。早些年庆子自费出版了揭露公司无端克扣工人工资、无条件延长劳动时间、女同胞受到性骚扰的书,然而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庆子所在的公司也并未因为她出了公司的丑而开除她,她每天仍然穿着笔挺的套装上下班,但同事们跟她打招呼就像冬天出售的冰激凌一样冷淡。

庆子今年46岁了,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小姐”。年轻时曾领回几个男朋友,都被她母亲阴阳怪气地挡了回去。再以后她成了劳动组合的负责人,从此便背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而她的母亲仿佛与世上所有男人为敌,一直对女儿进行雄性教育,只有当庆子告诉母亲自己工作很忙并被委以重任时,母亲才会从指甲尖上露出一点笑容。

每天深夜回家后,庆子只是孤单单地与一尺多高的状纸默默地对视,像牵着一匹相依为命的老马。我问庆子今后有什么打算,庆子用下巴指指她母亲的房间,说打算等她过世后移居美国,或进大学研究妇女运动史、工人运动史;或者什么也不干,像疯癫的寅次郎一样以光为路,以风为梦,浪迹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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