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皇朝既愚蠢又孱弱，而汉族士大夫已然崛起。他们有了武装，掌握了兵权；他们在镇压农民起义时初尝胜果，现在又捣毁了阿古柏的王国，巩固了帝国的西部边防。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重新树立了自信，也有了对军权的渴望。要是当年他们更明智一些，对本民族的感情更真挚一些，能摆脱孔夫子的君子意识和等级观念的束缚，不受对皇朝愚忠的蒙蔽，清王朝会垮得更早。但人民群众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的智慧也让他们觉得害怕，他们转而扶持起朝廷来了。
曾祖父也曾跟着左宗棠干过一段时间。这个左宗棠就是安靖边境、稳定新疆的那位大臣。
不光我的曾祖父参加过这些抗拒俄英威胁、巩固边防的军事行动，我的外曾祖父洪公也参加了。洪公与曾国藩交情很深。曾国藩的理学思想通过洪公和他的女儿，也就是我的祖母，间接地对我们家族产生了影响。我们家族因此而变得更为保守。
自从道鸿公打完仗归来，每一代至少将一个子嗣送去从军已成惯例。汉人的兵权被满人夺走近三个世纪后又回到了汉人手中。四川人不曾忘记这一点，对于整个中亚地区而言，四川可以说是一道后门，是输送兵力的一条主要通道。对那些直接与俄罗斯和英属印度对抗的前方兵营来说，该省盛产稻米的肥沃平原是军粮装备和军费的主要供应源。朝廷再也不敢小觑四川的地方武装了。汉族军事天才的崛起削弱了满清中央政府的权力，推动了各省军事、财政的自治，形成抗衡北京中央政府的局面。对遥远的异族皇帝的忠诚也逐渐弛懈，这就为日后的军阀混战埋下了伏笔。
道鸿公在1880年代退出行伍，回家署理我们家族的事务，安享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盛名。耆宿名流纷纷前来拜访，表达仰慕之意。数百名士子认他为老师；同辈人给他写了很多对联；访客们也写了很多赞誉他的诗词，其中满是溢美之词。
道鸿公也写了不少文章，只是其中有新意的东西不多。他一遍又一遍地写道，仅有土地不足称富，权势亦难保福祚绵延，钱财实乃败德之物。惟有族人和睦，精诚团结，方能保全家业根基。“忠孝传家远。”他在自己的墓碑上谆谆叮嘱儿孙，“勿忘曩昔寒微之时，勿忘先祖创业之艰辛。以孝、勤、俭、直为立身之本”。
我到成都后，看到了刻在木板上的曾祖父的手迹，或悬于房门上方，或挂在墙壁上，内容都是规劝晚辈要敦行励品。1939年，我重回四川探亲时，又在三叔有心保存下来的照片上重新看到了写在那些装饰房间的楹联、匾额上的训诫，但原物已不知去向。一个躲在固若金汤的封建堡垒中、被道德箴言笼罩的大家庭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很庆幸我能在二战期间回到四川，在那个家庭最后的一个角落里生活了五年。
周道鸿由于公务繁忙很晚才结婚，仅养育了两个儿子，其中的长子就是我的祖父启樾公。
祖父周启樾
祖父周启樾0祖父启樾公与道鸿公截然不同。从照片上看，他脸形瘦长，是个敏感多疑、多愁善感的人。他的身体比他父亲弱多了，1910年就去世了，比他1912年去世的父亲还早两年。
启樾公不是那种有领袖气质的人，无论身体还是精神都不同于道鸿公。他似乎是那种感情较为丰富的人。读他的碑文，你会觉得他也很有抱负，其实不是这样。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维护儒家道统，保守固执，随时准备向千万饥饿的农民举起屠刀；他也没受忠君思想的影响。他一生郁郁寡欢，备受煎熬，也无力逃离这种生活。
祖父也在甘肃做过官。第一次是在1884年，1890年前后回乡；第二次大约在1896年，19年代回乡。他的职务跟他祖父、父亲一样，也是一身兼文武两职，还要负责督察盐业。中国的盐业在公元2世纪已经由政府专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从生产、运输到批发、零售，盐业的每个环节都要抽税。食盐主要产自三个地区： 南方沿海滩涂、四川名为自流井的盐井、甘肃的盐池。盐的收购、转运由地方行政长官负责。盐商要生产、销售食盐必须得到特别许可。我们家有一个时期就掌握着这种特许大权。由此可见在甘肃为官可以为家里带来不少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