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本立和他父亲傅鹰一样，一口京腔。
“他这人‘大不吝’，”傅本立从老北京话里搜出这样一个词形容父亲，“也就像是无所谓的意思。‘让我说我就说，什么都不管不顾’。他就这性格。不说假话。”
因为傅鹰的磊落耿介，他曾被毛泽东“钦点”过两次。也正因为这两次“钦点”，他在“反右”斗争中竟奇迹般地与“右派”擦肩而过。不过，这种“大不吝”的性格，最终让他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
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发表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为发动“反右”做了思想铺垫（此文原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中没再收录此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到当时的整风和批评运动时，认为“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
毛泽东还有一篇指示，没有公开发表，但已为许多党史研究者所引用，并收入内部发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这就是1957年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其中写道：“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
据原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回忆，毛泽东所说的傅鹰的“尖锐批评”，登在中宣部“只供领导同志参考”的党内刊物《宣教动态》（1957年第51期）上。标题是：“傅鹰对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提出尖锐的批评”。
即使在今天看来，傅鹰在当年4月底北大化学系接连召开的两次座谈会上的言论也有些“惊世骇俗”。从几个小标题便可见一斑：“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年轻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我最讨厌思想改造”；“学校里的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重”等等。
这就是傅鹰。上面让“大鸣大放”，他真的就“大不吝”地开始鸣放，把他所看到的现状和盘托出，没有任何隐讳。不过，这一次他是幸运的。按照龚育之的说法，“反右”中，“傅鹰则因为有过毛的这番话，得幸免于这一场灾难”。而据北大化学系的教师回忆，正是由于“毛泽东对傅鹰给予充分肯定，后来，不但先生没有被错划为右派，北大的教授们也都因此而幸免”。
“文革”开始后，傅鹰不再有“反右”中的那种“幸运”。他和北大校长陆平、历史系教授翦伯赞共同成为重点批斗的对象。傅本立回忆说，一次父亲被拉去批斗，眼睛都被打紫了。他陪着父亲回到家，感到很气愤，于是问父亲：早知今日落得这个地步，当初选择回到新中国后不后悔？父亲回答得很干脆：不后悔！
有人曾以“坦荡”形容傅鹰。他在胸前挂着黑牌子挨批时，还不忘要看看别人胸前的黑牌子上都写着什么。
即便是被关进牛棚，傅鹰仍在“大不吝”地发表着自己的评论：“江青提倡‘文攻武卫’，把运动搞乱了”；“‘批林批孔’，干嘛把批林跟批孔联系起来？对孔子要一分为二”；“我担心（周）总理死后，会天下大乱！……天下大乱，这还不明白？邓小平旁边有张春桥，张是要闯乱子的”……
曾经有过一本《傅鹰反党言论集》，保存下来一册，作为资料收藏在北大化学系。但据傅本立回忆，傅鹰先生的一个学生，准备写一篇纪念文字，把这本小册子借走了，后来，此人出国，小册子从此不知下落。
2002年，傅鹰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致函北大：“傅鹰先生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他拥护党的领导，以主人翁的态度向党进言献策，是党的真挚诤友。他刚正不阿，在逆境中仍坚持真理，与恶势力进行斗争。傅鹰先生的事迹感人至深，是我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