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磨难
在我开始记事之前，模模糊糊记得家里的日子很好过。那时我父亲在粤汉铁路管机务处，一个月拿近500块钱。但是1937年抗战开始之后，生活就一天不如一天。那时我在长沙楚怡小学念四年级。我记得大约在1938年，学校的大礼堂临时改作伤兵病院。这些伤兵大概是从武汉撤退下来的。我们小学生去慰问，送面包给他们吃。有些轻伤的伤兵好一点之后就自由上街。他们有时候闹事、打人。他们的心情很不好，负伤之后失去了劳动能力，担忧今后的生活怎么办。战争对人的伤害太大了。
楚怡小学当时在长沙是相当有名气的，教学质量很高，有一个大操场，还有一个不小的图书馆。朱镕基也在那儿上过学，而且他和我同年，我俩很可能是同班同学。我记得我们的语文老师姓陈，他借过我家的照相机回乡间老家去照相。湖南人语文水平高，字写得漂亮。那时候也正是我祖母教我写字的时候。前几年我再去访问楚怡小学，已经今非昔比，显得相当败落。看样子马上就要关门。我在杭州的时候讲杭州话，在长沙的时候讲湖南话，后来去了广西，就讲广西话，去了重庆就讲重庆话。小时候学说话的能力极强。成年以后就不行了。我在北京住了半个多世纪，北京话中始终带有南方口音。
抗战以后，物价开始上涨。我们家从长沙搬到桂林时，记得父亲在亨达利钟表店花了100多块钱买了一只欧米茄手表，店家附带赠送一个小座钟。可见那只表的价值不菲。那只表后来戴在我的手上。我在上海读大学时一直戴着它。虽然修理过许多次，还走得很准。我在佳木斯开火车时还用着，一直用到结婚后，买了一只日本表，性能比它好，就不再用了。这只表最后在改革开放之后以15块钱卖给了收旧货的。当时觉得卖了一个好价钱。后来知道卖得太便宜了。半个世纪以前的名表是可以当古董卖的。
等到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父亲的工资越来越不值钱。家里还有三个弟弟妹妹要上学，负担是很重的。抗战时普遍的生活水平大不如前。学校里的伙食非常差，经常吃不饱。每桌上的饭是定量的。吃得慢，别人抢先把饭吃完了，自己只好饿肚皮。至于吃肉，那是一件极奢侈的享受。我经常走过校门口看见小摊上挂的油光锃亮的猪蹄子，馋得淌口水。在桂林汉民中学时，同班同学（忘记了名字）每星期日带我回他的家，（我家在柳州）他母亲总是炒两只菜，一只是炒肉丝，一只是炒鸡蛋，供我们两个大吃一顿。他母亲爱自己的孩子，也爱别人的孩子，让我跟着吃。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八年抗战，吃一直是大问题，挨饿、嘴馋始终跟着我。附带说一句，抗战虽然十分艰苦，但是没有大规模饿死人，个别人饿死肯定是有的，也只不过几万，顶多十几万，绝不会有几百万、上千万。这说明，即使在战争的条件下饿死人也并不普遍。
从1941年到1946年的6年中学时代，我是在抗战时期度过的。抗战的大背景，决定了生活的动荡不安。我6年的中学时期换了7所学校。其中1944年日寇进逼桂林、柳州，直迫贵阳，我们从桂林逃到贵阳是最大的一次转移。那时我正在桂林智德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因为风声日紧，我随着父母弟妹撤退到了贵阳。这是一次艰难的历程，也是让我这个15岁的孩子迅速长大的过程，它在我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侵略军不但吞并了半个中国，而且出兵东南亚诸国，兵力分散，力不从心。但为了打通华中通往越南的通道，日本又出兵10余万人攻打衡阳、桂林、柳州、南宁。国民党有数倍于日寇的兵力，但政治的腐败使得军队缺乏战斗力。除方先觉将军固守衡阳47天之外，没有形成抵抗力量。日军长驱直入，占领了桂林、柳州之后，于1944年冬，日本仅用了3000骑兵，驱赶几十万中国军民沿着黔贵线撤退，造成了抗战史上最可耻的一页。从柳州到贵阳的黔贵线当时只修了全线的1/4，火车只通过金城江。从衡阳、桂林、柳州撤退下来的大批机车车辆及疏散物资，一齐拥到了百余公里的铁路线尽头。一切可以停放车辆的转道上都停满了车辆，车站上堆满了物资，但前线撤退的车辆仍源源不断地来到。不得已只好修了一些通向山崖河谷的专用线，将车辆连同物资推到山谷和河沟里去。这些物资都是被认为最有保留价值的，所以才历尽辛苦把它们运出来。早知这样的下场，当初何必费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