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我母亲家在苏州，嫁到我父亲家，那是在南京。起先和祖父母住在一起，那是一个大家庭，有大伯伯一家，当时二伯伯茅以升在杭州建钱塘江大桥。我妈吃不惯南京的伙食，正好我爸开汽车修理厂失败，杭州铁路又需要人，在我满月的时候就搬去了杭州，在杭州一住就是6年，我在杭州上了小学，但是只读了不到一年就因我爸工作的调动离开杭州。
在杭州时我们住在竹园棚，离街道不远的一座两层楼。上街要走大约10分钟，经过一段荒凉的野地。夏天时路上有许多蛇。竹园棚里有一个小池塘。有一次二弟茅于杭跌入池塘，我用一根竹竿救他把他拉起来。其实那个池塘并不深，大概淹不死人。
同在杭州的不光有茅以升一家，还有我姨妈。她的女儿王咏仙是著名的美人。那时候刚刚留学回国的金庆章（也是学机械的）拼命追王咏仙。为了追她，送了我不少东西，有小西装、玩具。最后他们终成眷属，是我爸爸、妈妈做的媒。抗战时金庆章坚守浙赣铁路，日本人到不了的地方一直保持运营通车，因此建立了功勋。战后当了浙赣铁路局的局长。可是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他是大地主出身，不断挨整，被调到唐山铁道学院教书，后来又调去兰州铁道学院。
最巧的是1966年我家被抄家时王咏仙为了躲避运动从兰州来北京，住在我家。她的东西一起被抄。后来经过交涉她的东西发回给她了。更巧的是兰州铁道学院的党委书记钱心，是我上海交大的同班同学。金庆章的反革命分子定性就是钱心给定的。后来钱心因患脑瘤，50多岁就死了。他是我们同班同学中死得最早的一个。整人的人死了，挨整的倒还活着。金庆章“文化大革命”后平反，补了一大笔钱，他活到90多岁。
在杭州我爸上班地方很远，在钱塘江的对岸，也就是萧山。每天上班先骑车到江边，再摆渡去萧山。晚上回家往往天都黑了。有时候天气不好，刮风下雨，钱塘江摆渡很不安全。我们全家担惊受怕。一直到1937年钱塘江大桥建成，过江才变得安全。但那时我们家已经离开杭州去了长沙。大桥建成不过3个月就因日军来到，主动炸毁了。我爸在杭州的几年中还去过一趟日本，购买日本的机车。照规矩买机车的人可以得一笔佣金。但是我爸把佣金全部购买了更多的配件。他回国时给我带来一些日本玩具，我还有点印象。
我妈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她聪明好学，中英文都很好。她在家里排行最小，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是外祖父的偏房所生。我父母都是有知识的人，可是从来没有教过我们读书。那时候认为子女的教育完全是学校的事，父母是不操心的。这和现在的想法非常不同。唯一的一次例外是我爸带我坐长江船，在船上教我写阿拉伯数字，要写得端正漂亮，我至今受益。我家一共给我请过两次家庭教师，每次都不过一两个月。我记得第二个老师姓潘，他教我读《古文观止》，读的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和《秋声赋》。但是我更喜欢韩愈的文章，他的文章富有逻辑性。可是韩愈也不是逻辑完全严密的，我对他的关于千里马的文章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只要有了伯乐，找千里马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他没有说到哪儿去找伯乐。他不过是把找千里马的难题偷换成了找伯乐的问题。而且我又从中推出更一般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
从杭州出来我爸爸先带我去了衡阳，我在那儿的小学上学。爸爸在粤汉铁路机务处工作。因为他刚正不阿，得罪了官商勾结的一帮人。这帮人利用黑社会雇了流氓打手殴打我爸。显然我在那儿很不安全。于是他把我带去苏州、南京等地上学。到1936年爸爸在长沙有了稳定的工作，我们全家才搬去长沙。我的祖母跟我们住在一起。她督促我练大字。那时候是我们家生活最好的时候，家里有两个保姆。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抗战开始，我家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直到抗战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