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不服”
在个人利益与社会良知面前，顾准毅然选择了后者。
曾两次被打成“右派”的顾准，每一次被批后都尝尽人间疾苦。尽管如此，他都能矢志不移，坚持对真理的探索。
前一次，顾准之所以与苏联“老大哥”起了冲突，无非是为维护国家权益与民族尊严，没想到，落到某些“革命群众”口中，却成了目无党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要罪证。①
被下放到铁佛寺水库劳改大队后，顾准经常在半夜两三点钟，就被劳改大队长喊起来，在漆黑的夜色里，披星戴月，辛苦地翻地、种菜、浇水。他常常要一口气干到太阳下山，每天劳动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
尽管顾准已经患上了胸肋痛，再加上长期吃不饱，身体已十分虚弱，但在劳改大队长的压迫下，每次要挑100斤的重担。不久，他在连续挑粪与担菜时，扭伤左脚，并造成左股严重下挫。②
顾准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帽子，则是因为受到孙冶方“修正主义”事件的牵连。
那次，顾准又同样选择了坚持。
在河南明港时，吴敬琏就亲眼看到：不断有外调人员武斗逼供，要顾准作伪证，诬陷一位与他有过个人嫌隙的老同志，虽饱受皮肉之苦，顾准仍严词拒绝这种无理要求。事后，顾准对吴敬琏讲述他的遭遇时，谈笑自若，丝毫不以为意。
吴敬琏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责顾准“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顾准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坚毅神情。
宽容的思想之魂
虽遭无数迫害，顾准从未因此抱怨他人。
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气氛裹挟下，对曾揭发过他的“罪行”的老同事，以及被迫同他“划清界限”的亲友子女，他都总是怀着体谅的态度，用社会原因来为他们辩解。
例如，1972年，顾准回到北京以后，由于妹妹和时任公安部代部长的妹夫阻止，顾准没能与年近九十高龄的母亲相见。人们对他的妹妹与妹夫这种不近情理的做法十分不满，顾准却说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妹夫他们只是一部巨大镇压机器的一个零件，身不由己，何况他们一家也是坐在火山上的呀。
曾有一位他的老朋友在“清理阶级队伍”时，用荒诞牵强的推理，“揭发”顾准在20世纪30年代就是执行“右倾投降路线”的“内奸”。1972年回到北京以后，顾准对他的这位老朋友却是多方照顾。考虑到这位老朋友的凄苦处境，逢年过节总是备下酒菜，约他共餐对酌。
当时，吴敬琏对此很不以为然。顾准却说：
“你真是不懂得世事。他的这种古怪的个性和奇特的思想方法，完全是由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和逼供信的'审干'做法造成的。这套制度毁掉了他的一生。这种悲惨的人生遭遇，造成了他的古怪脾性，我们应当同情才对，怎么可以苛责呢。”
在吴敬琏看来，顾准就是一位“只服从真理，不管在感情上多么难舍难分，只要不符合'真'、'善'的标准，他都义无反顾地加以舍弃；不管是有多大权势的显贵，只要是有悖于真理，他都理直气壮地加以反对”的人，是“一座巍然屹立、高耸入云的山峰”。
而且，“不管是在天赋的聪明才智方面，还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们都不一定能接近于他所达到的境界”。
吴敬琏笃信，只有像顾准这样，“有伟大的人格，有对民族、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和为人类争取更美好的未来的使命感，才有可能在那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孜孜不倦，勇敢地进行只有后代学人才能认识其价值，甚至完全有可能永远湮没无闻的历史探索”①。
有良知、有品节，能为真理、为正义奉献一切，顾准当之无愧是富有灵魂的当代思想典范。
“莲”“兰”之寓
顾准如斯，孙冶方又何尝不是这样。
“文化大革命”期间，孙冶方也被人从农村给揪了回来，对他进行了无休止的批斗。当时，康生、陈伯达等早已将他划定为“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无论孙冶方是“死老虎”还是“活老虎”，都要号召“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把孙冶方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进行了一番接着一番、一轮接着一轮的“文斗”加“武斗”。什么低头、弯腰、“坐喷气式飞机”、挂牌游街，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但孙冶方又何尝不是始终坚守良心底线，未因自己精神和肉体上遭到的这些野蛮而粗暴的残酷折磨，而有所屈服。②
从顾准与孙冶方身上，人们看到了一种知识分子的气节。这种气节，在屈原身上体现过，在司马迁身上体现过，在文天祥身上体现过，在于谦身上体现过，在林则徐身上也体现过，后来又在吴敬琏身上体现着。
吴敬琏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起名为“吴晓莲”与“吴晓兰”。
在女儿晓莲写的《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
“进大学后不久的一天，18岁没事找事的我，突然对'晓莲'这个俗名失去了忍耐，鼻子往上一翘，哼出了'舒夏'这么两个字来给自己做名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鼻子的灵感来自当时正流行着的一首朦胧诗。
“我自己做了又朦胧又诗意的重新命名之后，第二步当然就是要让别人承认。首先告知同学们，然后就写信回家通知家人……
“同学们受到我直接的行为强化，很快就叫起了那个新名字。家人那边，却只有爷爷尊重我的意思，下封来信上已经写着'舒夏同学收'。其他人却对我的宣布置若罔闻。
“我很生气，再次写信回家，要求他们尊重我的决定。爸爸很快给我回了信，不记得他的信封上写的是我的哪一个名字了。”
在信里，吴敬琏对女儿晓莲说：“你坚持要改名字，我心里不是滋味。晓莲是我给心爱的女儿起的名字，当你还是个婴儿时，我们把你抱在怀里，我们抱的是我们的晓莲，我们喂你吃饭时，我们喂的是我们的晓莲，我们给你洗澡时，也叫你晓莲。而你现在却不让我们叫这个名字了……”①
事实上，“莲”与“兰”，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正是有气节的知识分子最佳的表征。
看来，吴敬琏当初在给女儿们起名字时，本身就蕴涵着无限的寄托。
①高建国：《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78-382页。
②吴敬琏、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百年潮》1997年第4期。
③高建国：《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36页。
第一部家族传统
①李城外：《1968年：中国“五七”干校之滥觞》，《中华儿女》200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