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就有个以“文革筹委会”成员为骨干的群众组织--“学部红卫兵总队”（简称“总队”）。
“总队”了解到，10年之前，吴敬琏、周叔莲、张卓元、黄范章等人就在当时“向科学进军”风波中，参与组织了经济所青年研究人员与所领导之间的斗争，而吴敬琏是整个活动中青年研究人员的领袖，于是，“总队”很快就把他们指为“修正主义苗子”，并打成了“黑帮”。
不过，“文革筹委会”在1966年末因批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解散，周叔莲、黄范章、田光等人遂获自由，吴敬琏也在随后贴出一张大字报，宣布“自我解放”。很快，他们也组成了自己的战斗队。
就在“总队”力量开始被削弱的同时，“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关锋，与“学部”下属哲学所的林聿时、吴传启、周景方等人，有非常密切的私人交往。
在关锋的唆使下，林、吴、周等人不仅在北大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前两天，就率先贴出了他们第一批大字报，还专门打着“革命领导干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所所长潘梓年的招牌，操纵哲学所的研究人员，组成了一个“学部红卫兵联队”（简称“联队”）。
由于关锋的特殊身份，使得“联队”在背后实际上得到了江青、康生的支持。在“联队”主要负责人贴出第一批大字报的当晚，康生还专门派夫人曹轶瓯来视察过。
随着1967年1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前往上海策划夺权并获成功，全国各地立刻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此后，林聿时与吴传启等人便在江青、康生、关锋等人的支持下，顺利取得了“学部”各所的领导权。
到1967年2月，“文化大革命”开展半年多之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种种事实与后果，特别是从上海开始的全面夺权，使党和军队的部分高级领导逐步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
1967年1月19、20日，中共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2月11、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
在怀仁堂会议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京西宾馆中央军委会议上，叶剑英、徐向前等同林彪“要在军队大搞民主，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斗争。
但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派别之间总是处于来回的相互“批斗”、相互“夺权”的乱剧之中而不能自拔。
而乱剧的最终结果，就是人们不断地批斗别人，又不断地被别人批斗。而大多数人在这种来回的“人整人”游戏之中，最终都成了受害者。
审视“弯路”
2000年12月30日，在中央电视台录制《对话》节目时，面对众多热情的赞誉，吴敬琏不无动容地说：
“我也走过一段很长的弯路……”
对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发表的各篇论文，他重新审视并坦承，自己当时所做的这些都毫无价值，是一种无意义的伪学术研究。
那段时间，吴敬琏写了《社会主义的过渡性》（1960）、《关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几个问题》（1962）、《按劳分配不具有资产阶级法权的属性吗？》（1963）、《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容歪曲》（1964），先后都发表在《经济研究》上。
在当时，这些文章都获得了不小的反响，尤其是《社会主义的过渡性》一文，甚至被国外“左派”学者当做“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新体系代表作”而予以推介。①
对于这段特殊的“治学”经历，30年后，吴敬琏曾在《我的经济观》一书中如此回忆：
“自那以后，我所作出的研究成果中，虽然仍然有实事求是地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的运行，力求科学地加以说明的作品，但从总体来看，'左'的观点占有支配地位。”
而所谓当时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苏联经济体制之所以存在重大缺陷，不是由于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而是由于过分倚重了“按劳分配、货币交换等资产阶级法权”。因此，吴敬琏彼时自然认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方向，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扩大共产主义因素”。
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后，吴敬琏时常将自己在此期间曾有过的随波逐流，连同上述文章，都当成是一种自我警示与反向鞭策。他在许多公众场合，只要论及这段历史，都会诚示其迷途之愧。
就如同后来在纪念顾准时，他曾写文章忏悔道：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却不能不把自己由于自私和盲从而在政治运动中采取错误的态度，引为终身的教训。”②
若历史有知，情何以堪？
①柳红：《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丛书·吴敬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
②孙冶方等：《社会主义经济论稿》，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①邓加荣：《登上世纪坛的学者：孙冶方》，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6页。
②柳红：《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丛书·吴敬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③邓加荣：《登上世纪坛的学者：孙冶方》，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①孙冶方：《孙冶方全集》第二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8页。
①柳红：《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丛书·吴敬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