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长孙冶方
随着与社会现实接触的日益增多，年轻的经济学研究者吴敬琏愈发感受到，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落差。
实际上，苏联模式与中国现实的冲突，恰恰也为后来“计划”与“市场”之间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辩论，埋下了伏笔。
作为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吴敬琏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又是当时的经济理论所完全无法解释的。
这令一向将真理当做自己唯一追求的吴敬琏，感到极度不安。
迫于种种压力，吴敬琏已不太敢像过去那样，在经济学领域进行自由探索。尤其在“向科学进军”中被划为“中右”之后，吴敬琏不得不认真反思过去的经济观。
在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之后，吴敬琏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是一个纯正的革命者？他担心，是否真的如外界所批判的那样，自己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只是一个“民主革命派”。①
他开始对社会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感到迷惑。然而，当时又没有一本能与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的经济学教科书，这使吴敬琏无从借助外力来消除此惑。
就在吴敬琏沉浸于困惑中而无法自拔时，中国科学院经济所来了一位对吴敬琏后来的经济思想影响颇深的新领导。
新领导来了
这位新领导名叫孙冶方，是当时国内资格非常老的一位经济学理论专家。
孙冶方早在1923年就开始参加革命事业，1925年被派到苏联中山大学进行学习深造。在苏联学习期间，他已经能够翻译一些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而恰恰这个时候王明也到了苏联。王明到苏联后，在校长米夫的支持下，在中国留学生中实行家长式统治，遭到了包括孙冶方在内的许多中国留学生的抵制。为排除异己，王明不惜无中生有，捏造孙冶方组织“浙江同乡会”、“参加托派”的罪证，不仅将他遣送回国，还开除了他的党籍。①
回国后的孙冶方，因长时间内受王明等人的打压，无法得到组织的正式认可，最后还是通过陈翰笙的帮助，才得以继续为革命事业工作，并参加农村经济调查，用实际调查资料来驳斥“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谬论。
1949年，孙冶方先是随解放军进驻上海，接管了国民党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驻沪的机构和物资，任上海市军管会重工业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
1955年初，国家统计局刚成立不久，孙冶方便被调到北京，担任主管综合平衡、劳资工资和农村统计的副局长。在担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期间，孙冶方也感觉到，统计工作全盘“苏化”，已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造成了束缚。统计局下发的各种报表，都是由苏联专家帮助设计出来的，不仅机械、繁杂，而且重复、累赘。
因此，孙冶方更意识到经济工作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于是，在写给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信中，孙冶方提到：
“有些所谓的统计数字岂止是作用不大而已，简直是毫无用处，甚至是还有害处的东西（它除了浪费人力和纸张外，还会助长官僚主义，错误的数字更会骗人害人）。”①
统计畸形与个人崇拜
1956年7月，为改进统计工作，使刚刚迈上计划经济轨道的中国取得必要的统计资料，国家统计局派孙冶方率代表团前往苏联和捷克访问。
在访问期间，孙冶方不仅全面总结了苏联社会统计工作方法的得与失，也深刻体会到个人崇拜侵蚀到统计领域，给统计数字客观性、科学性、公开性与公正性带来的破坏。访苏期间，孙冶方拜访了两位苏联老统计工作者斯塔洛夫斯基和索波里，他们毫不隐讳地向孙治方提到，个人崇拜已经对苏联统计工作造成了无可挽救的巨大损失。
斯塔洛夫斯基告诉孙冶方，斯大林将统计工作搞得秘密化甚至神秘化。苏联中央统计局的数字，不仅对群众保密，也对党政机关和地方政府保密。所有关键性数字，未经斯大林批准谁都不能向外界透露，更遑论向社会公布。
有一次，由于斯塔洛夫斯基将农作物产量提供给了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知道后，立刻将其撤职。斯大林为实现个人专制，严格封锁能反映出政府工作优缺点的数字，人们一直无从知晓并监察政府在工作上的失误。直到斯大林1953年去世后，人们才知道，当时苏联奶牛的实际头数，已远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数量。
回国后，孙冶方意识到，现行经济体制中存在着严重的计划管理过严、过死的弊病，这导致了各种生产要素配置失灵和生产者积极性、主动性无法被充分调动等问题。
孙冶方认为，这涉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许多深层次与关键性的问题。他多次撰文指出，统计部门之所以变成了“长官意志、随心所欲、任意使唤的小丫头”，是“同封建传统有关系”，是“封建庄园主、小农民个体生产者自然经济思想”的产物。
他看到，苏联统计工作中因个人迷信、长官意志及家长作风所导致的统计畸形，为苏联经济长期发展埋下了很深的隐患；他也看到，这种作风传到中国之后，又让国内统计工作者养成了围绕领导人意志转、看风使舵、只报喜不报忧的恶习。而正是这种恶习，导致在经济生产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隐瞒客观真相、虚报浮夸的坏作风，并直接诱发了“大跃进”的发生。这在随后的10多年中，给中国经济以及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杀伤力。
他明显感受到，个人迷信、长官意志、家长作风，对中国实际经济工作的开展，已经产生了严重干扰效应。①
因而，在1957年被调任经济所担任代所长、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领导工作之后，孙冶方就一直试图摆脱这种作风的不良影响。
“总产值崇拜症”
孙冶方不仅重视学科建设，也重视青年研究者的培养。
在他的提携下，包括吴敬琏、刘国光、董辅礽等一批青年新秀，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到经济所之后，孙冶方所做的第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在所内召开了一次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的讨论。
孙冶方之所以如此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实际上也是和他早期的工作经历有关。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孙冶方任上海市军管会重工业处处长之时，就开始意识到，价值规律被破坏，对国民经济运转造成了阻碍作用。
那段时间，他经常以学者和经济工作者的身份，前往各个国营企业参观调查。
有一天，他来到上海造船厂，看到该厂正在修理两条大船。在修理过程中，由于需要换掉八九成的钢板和一半的角铁，其修理费几乎可以建造一条新船，且经修理后的旧船，在性能上要远远落后于当时的世界水平。
经调查，孙冶方才知道，原来船主之所以坚持要花大价钱，去修出一个崭新的“老古董”，只是因为财政上规定该船只能大修，而不允许折旧更新。
孙冶方又来到上海机床厂调查，在那里，他发现了一台20世纪40年代制造的龙门刨。这台老掉牙的机器不仅效率低，三台抵不上当时济南机床厂所产的一台好使，且个头大，所占用的人工、场地和动力要比济南产的刨床多出三四倍。而这台老掉牙的机器，之所以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仅仅是因为，当时厂里也有规定：大修理的费用不管花多少钱都能报销，而买新机器哪怕是一元钱，也不能报销。①
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孙冶方看到许多地方热衷于小高炉和土法炼铁，不仅不计成本，而且生产出来的还都是废铁。
当时的他，不禁好奇地问：“你们这是为了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