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版本，一种大爱
我接触、研读《孝经》也有差不多十年了。我深圳书房里现存最早的一本《孝经》读本，是2000年在深圳罗湖书城买的。前些日子，一个朋友来看我，听说我2007年就写了一篇《寻找远去的孝道》的文章，刊发在北京《中国青年》杂志上，很惊奇地说你那么早就已在研究《孝经》了。我说，那篇文章只是个专栏随笔，研究谈不上，但我研读《孝经》的时间确实不算短了。
说到孝经这本书，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特别"两个字。在儒家的十三经里，它应该算是最特别的一本。我们可以来数一数它有几大特别之处：
一、它文字不多，但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它是十三经中文字最少的，还不到两千字，但它却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不仅为求功名的读书人读它，就是民间老百姓也对它很熟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样的《孝经》金句几乎妇孺皆知。
二、它知名很早，但排位不高、名声不好。它不像《孟子》那样，在宋代才搭上末班车挤进十三经，而是早在汉代就被列入了七经。汉代的七经是"5+2"的格局：《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加上《孝经》和《论语》。但汉人只设"五经"博士，因为在汉代，《孝经》和《论语》是人人必读的两本基础教科书，而"五经"才是需要专门研究的高深学问。
到了唐朝，《礼》分出"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春秋》分出"三传"（《左传》《公羊传》及《榖梁传》），到了宋，又加上了《孟子》和《尔雅》，这就是宋代形成的十三经。但也就是从宋代起，一直到元明清了，一代又一代的腐儒，为了配合统治者"奴化"教育的需要，把一本包含东方智慧的《孝经》，包装成了推行"愚忠愚孝"的工具，将孝道教化绝对化、片面化、低俗化。这就出现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等违背《孝经》本义的引申解读，这就让《孝经》变得声名狼藉起来。到了五四时期，中国不少激进的知识分子因此批判孝道、否定《孝经》，把《孝经》压到了谷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