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职于《经济观察报》后期，总编辑刘坚对商业新闻的认知，延展了我对商业新闻的理解。老实说，我一直不太看得起商业新闻的采写，向来对高管变动、企业文化之类的新闻没什么兴趣，而刘坚总能举出麦当劳炸薯条之类趣味性极强的例子，他对《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优秀商业报道的援引和分析，诱导我进入《财富》、《经济学人》等财经媒体的世界，扭转了我对商业新闻的旧观念。2008年底，我去著名的财经媒体公司彭博社参观考察，看到每个记者面前三台显示器的情景，才感受到他在这个领域的预见力。
混迹“两南”，认识媒体，读懂中国
我所说的“两南”，指的是《南风窗》杂志和《南方周末》报。21世纪的最初十年，我在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最风光的这两份报刊，前后度过了五年时光，这两个编辑部相距不到五公里。我与这两份报刊的同事，面对面的交流非常少，可他们对我认识媒体、读懂中国至关重要。
2005年夏天，我去内蒙古包头市采访一位中学女教师。她在任教之余，撰写了中国第一部公民教材。在她位于包钢的宿舍里，我看到一堆摆放整齐的《南风窗》和《南方周末》。那堆发黄的报刊，是她的公民理念的源头，是她偏居一隅却能周知中国的大部分原因。
这个细节予我相当大的震撼。初为这两份报刊的新人，我对他们各自宣称的发行量很不信任，觉得他们说的太大了。当我真正地走进它们，我才发现，它们流布之广、影响之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在国家部委，在三四十岁的司长处长们那里，在部分偏远地区的公务员和知识分子那里，它们经年累月地以滴水穿石的精神，影响了我们所谓的精英阶层的视听。
那个细节在我的心头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我开始思考2000年之后新兴媒体鼓吹的影响力，开始反思大众媒体在中国的社会责任及其担当，开始重新评估我周围的同事和他们所做的事。
虽说新闻理想是一件说起来大家都想笑的话题，可是，凭借个人印象的不完全比较，“两南”的新闻理想还是要比很多媒体略略浓郁了那么一点点。“两南”的同事们，理想主义者有之，现实主义者亦有之，就整体而言，还是书生多，可爱的人多。那些可爱的书生，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提携了我。
在《南风窗》，我的同事们启发我完成了《拐点》、《南平寓言》等四本书的写作出版。书是自己写的，可是，与社长陈中、总编辑秦朔等人营造出的编辑部的环境氛围关系极大。秦朔本人著有《大变局》等书，编辑部主任陈初越、资深新闻人何江涛策划编辑过《长治，长治》等有影响力的时政图书，主笔袁卫东、张哲诚撰写过有影响的商业图书，几年后去大学教授哲学的编辑张念出版过若干文学评论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