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我，肯定没有剽窃秦晖老师观点的主观故意，但我也肯定没有采访他然后发表一篇人物专访的思想准备。根据要求，我采访他的目的，就是将他的观点引进我的报道，增进稿件的思想力，弥补新闻资讯本身的不足。
说到这里，我先暂停故事本身的叙述，谈谈我曾概述过的学者在新闻中出现的三种情形:
其一，深度不够学者凑，我们对某个社会现象或者某个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新闻事件缺乏独到的看法，于是，我们就采访学者，问他们怎么看；
其二，事实不够学者凑，我们获知了某个新闻由头，但是无法接近新闻当事人，对核心事实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为了避免新闻媒体竞争中的“漏报”，编辑部主任往往会让记者去找一两个学者说几句；
其三，新闻不够学者凑，当我们的报道素材渐感稀缺，学者本身也会成为新闻媒体爆炒的新闻人物。比如说，香港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五常，之所以能在本世纪最初几年掀起“张五常热”，就是因为媒体把他当成了新闻事件中的当事人。
显然，我找秦晖老师的行为，属于前两种情形。究其性质，是记者对学者的利用。利用是个贬义词，但是，承担道义责任的不应该是我，而是我所在的媒体，以及当时的媒体生态环境。
２０００年前后，中国媒体生态链中出现了市场化媒体。所谓市场化媒体，就是那些寄生于官方媒体，但不能像官方媒体那样享受财政扶持，只能靠广告收入、发行收入、品牌经营收入养活自己的子报子刊。表面上看，养活自己的途径是取得收入，实质上，是在媒体竞争中征服读者。要想征服读者，就得让新闻有深度，给读者、观众以思想的启迪。可是，肇始于1990年代的新闻改革，并没有为新闻媒体准备那么多专家型人才，于是，主张开门办报、办刊、办台的新闻人，便将目光投注到学者身上。
2000年，带着鲜明的市场化媒体特质的《中国新闻周刊》仓促问世，作为它的记者，我很快懂得了思想力、影响力的可贵，学会了以采访学者增进新闻思想力、影响力的制作手法。我不知道别人采访学者时的心情，我一开始的心情是紧张的，因为知识不对等，有种学生去老师那里请教问题的惶恐；再说，当时的媒体还没有炮制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学者们一般不会意识到媒体将他们从狭隘的专业领域带到公共领域的价值。在学者和媒体之间相互投机的共识还没有达成的背景下，作为记者的我，总觉得我对学者的采访是一种打扰，是一种利用，所以，满怀歉意，满是谦卑。
当我面对秦晖老师，打扰、利用、歉意、谦卑都是潜在的心理背景。所以，尽管我渴得不行，我就是说不出想喝杯水的要求。秦晖老师浑然不觉，只是自顾自地发表他的观点。熬到最后，我实在熬不住了，吞吞吐吐地问:“秦老师，能给我一个茶杯么？我想自己倒杯水喝。”他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起身给我找茶杯，为我倒水。
十年过去了，每次听闻他的名字，最先涌上心头的，就是这一细节。他在我心目中纯粹学者的形象，也由此奠定: 简单，直接，不敏感于人情世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