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和官员是什么关系
就职业的生态链条而言，新闻记者和政府官员是天敌，记者这只“看门狗”，天生就是为百姓看管政府官员的，他必须假定每一个官员都是可能偷窃民众的“贼”。
当《华盛顿邮报》的白宫记者大卫·布罗德在汕头向中国记者说起尼克松总统给他白眼的时候，铁本案、嘉禾案、毒奶粉案中的政府官员们纷纷交出了自己的乌纱帽，这几个案件有一个共同点: 由媒体报道而受到广泛的关注，进而导致上级部门介入，最后，丢官的丢官，进监狱的进监狱。
我相信，这些官员在心里一定对“肇事”记者怀着愤怒。事实上，“防火防盗防记者”已经成为一些人的当官秘诀。在那些人的眼里，当下的中国记者已颇似西方传媒理念中的“看门狗”。
作为一个记者，我对“看门狗”这个称谓，一点都不觉得忤逆。我不否认传媒业在中国是一个高尚的事业，但我们在理解这个行当时，可以尝试着由“恶”出发。就像控权论者看待政府和政府官员，总假定他们是“恶”的，滥权才是他们的天性，我始终认为，就其工作本性而言，新闻这只“看门狗”生来就是追腥逐臭的。因为“腥”、“臭”往往是最大的新闻。追腥逐臭的本性，决定记者和官员之间的工作关系，并不是“鱼水关系”，而更像是“猫鼠关系”。
我曾去一个东部沿海省份采访。当地一位官员用牙缝里蹦出来的“兔崽子”来“称呼”一名几年前采访过他的记者。按照这位官员的描述，他在办公室里滔滔不绝地向那位记者介绍他们造福于民的经验，嗣后让他的下属以交个朋友的名义，伺之以热情的酒菜。酒酣耳热之际，办公室里不愿意说的话，全说了。不日，报纸面世，酒桌上的话成了白纸黑字，《焦点访谈》随后闻风跟进，一个造福于民的工程，顿成媒体警惕祸民工程的反面典型。
诸如此类的“教训”多了，“猫鼠关系”渐成官员们的共识。“防火防盗防记者”，不仅是民间人士的笑谈，还见诸部分市委的红头文件。我曾去中部一个省份采访，一位市纪委的负责人以颇显老迈的躯体，吞着药片陪我们喝酒。我猜想，桌面上一遍遍“朋友”、“兄弟”的他，回家后很可能骂我们“狗日的”。那天，我的同伴也喝得酩酊大醉，大家都出于无奈。我们担心他不喝多，交不成朋友，挖不出料道；他觉得我们不喝多，不足以显示他们的诚意，最终不能把我们劝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