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瞬之间，中国经济从热气腾腾的1988年进入到寒冷肃杀的1989年。这一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政治紧张、经济疲软的年份。通货膨胀、官员腐败、民工热潮等诸多难题都在这一年加速发酵。因为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的持续恶化，再加上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以及野草般疯长的私营经济，让一些人开始担心：这些会不会让社会主义中国“变色”？此种担忧最终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了“倒春寒”现象。
在这股“倒春寒”中，年广久以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狱；李书福、王廷江、蒋锡培等被“吓坏”的私营企业家，纷纷把自己的企业送给当地政府，以求退财消灾；而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广东、福建等省，则出现了企业家携款外逃的现象。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减少一半多，这个数字要到1991年才略有回升。
刚刚创立两年的国美电器也遭遇了严重的危机。曾经被抢购的家用电器，一下子变得无人问津。另外，国美的数家门店也在一次清查行动中被关、很多货物被抄走，黄俊钦再次被拘查，黄光裕则被逼得在外面东躲西藏。黄氏家族遭遇了第二次重大危机。
至于被查的原因，没有明确的说法。但据资料分析，最大可能的是两种原因：一个是涉嫌偷税漏税；一个是有贩卖走私家电之嫌。而这两点，可以说是当时大多数私营企业的普遍问题，算得上两宗典型的“原罪”。
偷税漏税是这年经济领域的治理整顿重点打击的对象，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从1989年5月便开始重点普查私营企业的税收情况，普查后得出的结论是：“当前个体户偷税漏税情况非常严重，占到企业总数的80%”；而整顿的第二个重点是对国有体系外的新兴企业进行清肃，打击与国有企业争夺生产资料的“恶劣行径”，而新兴的家电行业是重中之重，被视为“通货膨胀、市场失控”的罪魁祸首。在原材料受到严格控制的当时，众多企业只能通过“倒爷”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倒爷”的途径无非是两条：一个是通过权力，把计划内的原材料搞出来，再卖给计划外的企业；另外一个则是大量走私的成品或配件。也就是在这一次整顿中，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受到了严重惊吓——1989年4月，广东警方查处了一起走私案，顺藤摸瓜找到了联想门上。柳传志只得向领导求援，最后以罚款300万元了结。
这股寒潮持续了3年之久。美国学者库恩在其2008年底出版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中，描述了那段时期的形势：“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封锁和孤立的政策，外商投资止步观望。经济上由于治理整顿措施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为主的形式出现，要求很急、力度很大，加上其他因素影响，致使经济下滑。而在思想政治方面，‘左’的东西死灰复燃。1990 —1991年间，一些地方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批判市场经济的风潮。有些人提出‘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有些人说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中国都处于一种低谷状态。”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1989年1月13日，诗人海子写出了自己最具影响力的诗句。但幻想中的温暖抵抗不了现实中的冷酷，两个月后海子在山海关外卧轨自杀。在这一年，感性的诗人和理性的商人一起陷入了绝望之中。
性格和志趣各异，兄弟俩最终分道扬镳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在经过短暂的停滞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中，作者库恩如此写道：邓小平始终渴望中国能够稳步走上发展壮大之路，他对由于保守者影响而放慢改革步伐很不满意。1992年初，这位88岁高龄的领导人决定把问题摆到台面上来。他深知为了建成一个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的强大中国，必须迅猛扩大它的经济基础，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