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费解的是，既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没有实质性的改革，那么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为什么反而是在加速呢？无论是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还是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相反，中国似乎从危机中找到了发展的动力。的确，为了应付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很多非常有效的政策举措。但应当说明的是，这些政策举措并不是改革。或者说，近年来，中国的高度经济发展并非通过实质性的经济改革而达成。概括地说，高速的经济发展是GDP主义指导下，以国家经济和金融部门来发动的“开放式的经济动员”取得的。这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利益驱动的发展，依靠的是官员和企业家的逐利本能（basic instinct）。单纯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发展策略，使得权力与资本结成实际联盟，形成一种不可抗拒的“权力资本”。不分领域，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哪里能够赢利且没有强大的抵抗，权力资本就流向哪里。
除了促成经济的飞速增长，权力资本还直接主导了“社会改革”，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像医疗、社会保障、教育和房地产等具有高度社会性的领域，国家不仅对投资都具有非常严格的控制和限制，而且这些领域也是国家投入最多的领域。很可惜，在中国，这些领域都在不同时期成为国家代理人和投资者分享利益的暴富领域。
首先，这些领域“改革”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家应付危机的“强制市场化”。一旦经济出现困难或者遇到危机，中国都是以牺牲这些社会领域来保GDP增长的。
其次，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为了保GDP，不仅不阻止资本在社会领域到处乱闯（资本无限制地进入社会领域），而且自身也加入这个行列并经常成为主角。如在住房领域，地方政府只有扩张房地产市场的动力，而对于改革的另一面，保障性住房制度，明显缺乏兴趣。
最后，正如垄断央企在国企改革中坚如磐石的垄断地位，国家工作人员的福利体系也俨然成为“市场化”的社会领域改革的禁脔。最有权势的阶层不需要承受市场化之痛，反对市场化的声音当然也就有限。当前的中国，在经济领域市场化不足的同时，社会领域已经过度市场化。虽然价格“双轨制”已然消失，但以行政垄断和福利特权为标志的另类“双轨制”，在社会、经济两个领域仍然并行无碍。
经济发展以社会断裂为代价
正是在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的主导下，中国在经济取得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的解体也在加速。高速的经济发展是以社会的解体为代价的。社会解体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最显著的表现是近年来高涨的社会暴力，尤其是个体化的社会暴力。暴力发生在社会和政府之间、社会和资本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这些角色之间的暴力已经充塞媒体。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