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政策的困局
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发展和稳定一直是中国三个互相关联的政策领域。通过改革而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致稳定，而稳定本身又反过来有助于再改革和再发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但近年来中国总体局势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表明，这三者之间似乎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即改革停滞不前，发展速度加快，社会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社会的不稳定反过来又制约着改革和发展。
就改革而言，方方面面似乎已经遇到了瓶颈或者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经济改革开始得最早，无论是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方向很明确，那就是市场经济。当时的改革力度也不小，尤其在九十年代，政府出台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成效显著。国有企业得以重组成为大型的企业集团，意在加强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而以民营化为主题的“放小”政策则大大强化了中国非国有部门的力量。此外，中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接轨。内部的改革和外部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莫大的动力。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经济取得的两位数的增长就是前面所进行的改革开放的“红利”。
垄断型国企成为改革阻力
不过，近年来，经济改革方面已经举步维艰。九十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公司化、公司治理和规制等方面的改革得不到深化。国企越做越大，越来越多企业从规模讲已经排到世界前列。但无论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从技术创新来说，中国的国企都无法和先进国家的相比，原来所设想的通过重组国企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显然没有达到。相反，随着扩张，国企越来越没有边界，日益挤占非国有部门的发展空间。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央企和地方国企大肆挺进房地产等领域，国企很快改变着原来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保持相对平衡的格局，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实际上，国企是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来聚集财富的，很大程度上，国有已经演变成一种有效的财富转移机制，把财富从非国有部门转移到国有部门，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大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如果通过垄断和行政权力就能获利，国有企业就没有动力从提高生产力和技术方面求进步了。也很显然，垄断型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的阻力。
相比之下，非国有部门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尽管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宪法和法律上，非国有部门已经合法化，但这个部门仍然遇到无穷的实际政策的歧视，意识形态和法律上的平等性只是一纸空文而已。缺少资本的民间企业得不到国家控制的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支持，而已经聚集了相当金融实力的民间资本则缺少投资的空间。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国家对民间融资要么不容许，要么加以过多的控制。如果容许民间融资，中国的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是可持续的，因为资本过剩部门会流向资本短缺部门。在民间融资得不到发展而国家银行又不给有效支持的情况下，需要资金的非国有部门无从发展；而资本过剩的部门没有投资空间，因而到处盲流，大势炒作一切可以炒作的物品，包括房地产。
社会改革方面的情况更不容乐观。本世纪初，随着社会问题的凸显，政府开始把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提高到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方面都是政府要改革的。社会改革方面的政策话语早已经在台面上，包括“全面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那么，事实上怎样呢？不能说政府不作为，在所有这些方面，政府已经尽力；但是从社会的满意度来说，到目前为止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既得利益要么阻碍改革，要么改变改革的方向，要么挟改革以图私利。因此，改革所取得的成效远远弥补不了经济发展对这些社会领域的破坏程度。
“权力资本”驱动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