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一直被视为属于东亚模式；但在保护社会方面，似乎离东亚模式很远。以比较成功的日本和“四小龙”为例，和西方比较，它们都属于后发展经济，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比西方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而和中产阶级的关系方面，政府也和西方的不同，不仅要创造一个中产阶级，而且必须对这个阶级提供有效保护。在亚洲社会，政府都花费很大的精力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维护社会群体的收入公平，在欧美国家发生过的巨大收入差异并没有在亚洲国家发生。
与此相应，在欧洲发生的大规模劳工运动在亚洲社会也没有发生。这也和政府的作用有关。在西方，中产阶级比较独立于政府，但在亚洲社会，中产阶级对政府的依赖性则很强。在很大程度上说，欧洲的社会主义是通过工人阶级运动自下而上地“逼”出来的，工人阶级通过“选票”或“街头运动”等机制把自己的利益表达于政治过程之中，从而促成了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当然，也正是社会主义的产生才保护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继续生存和发展。但在亚洲，政府一方面大力采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机制，另一方面又自觉地引入社会主义机制来保护自己培养起来的中产阶级。如果说在欧洲，社会政策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的产物，那么在亚洲，社会政策是政府自觉的产物。很多亚洲社会能够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走完西方社会花上百年的时间才走完的道路，这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分不开。
当代中国忽视对社会的保护
从西方和亚洲社会的发展经验来反观中国，很容易看出中国现存发展模式的弊端。一句话，就是过分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了对社会的保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这不可避免，因为计划经济之下的贫穷社会主义既不可持续，也不符合人性。正是市场机制的引入，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问题在于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就是人们所说的GDP主义。GDP主义已经导致了致命性的结果。
第一是GDP主义进入很多社会领域，错误地把社会政策领域“经济政策化”。这个错误显然表现在教育和住房政策上。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为了保GDP的增长，教育被当做经济政策来使用，很快就造成了教育的产业化和扩招。在任何社会，教育都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大量投入的社会领域，但在中国，无论政府还是商业界，都把教育看成是谋取财富的领域。中国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无疑和教育政策的“经济化”有关。对社会结构来说，则是人们所说的“孩奴”的开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有关方面又把应当属于社会政策的房地产视为保GDP的政策举措，结果就造成了现在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