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进入、豁免、退出和中国的改革困境
单相面的以GDP为衡量标准的经济发展既为中国带来了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也造成了无穷的社会负面效应。越来越大的收入差异、社会分化、公平和正义的缺失、社会抗议甚至暴力行为，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中互相关联的现象。中国社会对社会政策的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呼声已久，而社会政策的改革在多年来也是政府的主要议程。社会政策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这正是这些年一直在提倡的服务性政府的主要内容。再者，在任何社会，社会政策的改革都需要很大的财力，而这在中国似乎也不是大问题，因为经过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国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各级政府有丰富的财政收入。就是说，中国不缺钱。当很多国家（包括发达的美国）为社会政策的改革（如医疗改革）而为钱发愁时，中国的问题则是有钱但用不到社会政策上去。
政府为何缺少改革动力
很显然，对社会问题严重性的认识、新政策取向的确立、国家财富的丰足，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中国都具备了社会政策改革的动力。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改革阻力重重，停滞不前。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缺少动力，已经确立起来的社会政策改革议程在很大程度上还仅仅是纸面文章。
为什么社会改革那么困难？改革的动力在哪里？任何改革都必须有改革者。虽然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动力，但社会动力本身不是改革的主体。就是说，社会（或者其所造就的社会运动）能够对改革构成巨大的压力，但任何社会政策的改革都必须通过改革者。在中国，现实地说，政府就是改革者。但政府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由众多具有具体利益的个人构成的，也就是学界经常所说的政府代理人。要回答政府缺少改革动力的问题，考量政府的代理人或者改革的推行者的动力机制不失为一个切入点。如果这些人具备改革的动力，那么就会去推进改革；如果这些人缺少改革动力，那么他们就不会去推进改革；而当改革有悖于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阻碍改革的推进。
从改革者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来看，人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是如何缺失社会政策改革的动力的。和其他市场社会一样，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切现象都和市场分不开。发展和增长是市场的产物，发展和增长带来的社会问题自然也和市场有关。再者，社会政策改革的目标就是要纠正市场社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讨论政府官员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即“市场进入”、“市场豁免”和“市场退出”。
市场进入、豁免与退出
“市场进入”非常重要，大多数财富都在市场产生，进入市场会给个人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市场在理论上是一个平面，但其组织具有非常强的等级性。所有人都生活在市场社会里，但只有很少数是市场的组织者，而这些组织者往往操控着市场的运作。在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往往扮演了市场的组织者和操控者。因为拥有国家权力，权力就是“市场进入”的门票。政府组织市场可以有不同的形式。首先可以作为一个集团组织市场，例如庞大的国有企业（从中央到地方）。国有企业所获取的巨大利益是尽人皆知的，国有企业内部的高工资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收入差异的一个主要根源。政府官员个人可以通过“寻租”方式和商界发生关联，成为共同的市场组织者而获取或者分享利益。政府官员也可以通过“转业”到商界，成为商人后“借用”原来的政府关系而获取利益。不管怎么说，政府官员是中国社会中从市场改制获取利益最大的一个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