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圈房运动”弱化执政党社会基础
房地产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最大政策挑战。这是因为房地产在很大程度上聚集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方方面面的矛盾和问题。房地产是经济之痛，因为它已经绑架了中国的总体经济。房地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最主要来源，是各级政府追求GDP的主要工具；但同时，房地产也使得中国的经济泡沫越来越大，一旦破灭，必将对总体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它是社会之痛，因为和其他商品不一样，房地产具有社会特殊性，是社会产品。当社会大多数人的居住权不能实现或者被剥夺的时候，社会的稳定就会失去基础。
房地产更是政治之痛，因为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之间制造着各种矛盾。在上层，它既然绑架了中国经济，也就自然绑架了为中国经济负责的政府；在中层，房地产变成了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源，使得地方政府变了质，迫使其演变成为掠夺型政府，而非服务型政府；在社会基层，它剥夺着中国老百姓高度认同的居住权，使中国社会加速泡沫化。
新自由主义的祸害
中国的房地产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内走到这个地步？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变种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说到底就是要把一切投入市场，把一切货币化。进入中国以后，新自由主义也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例如，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企业界增加了竞争，尤其是中小企业之间。但新自由主义显然遇到了国有企业的强大抵抗，在强大的国家力量保护下，市场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非常小。尽管国有企业也引入了一些市场机制，但市场机制的作用仍然很微弱。不过，新自由主义在社会领域则如鱼得水。首先是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新自由主义进入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领域。然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攻克了教育领域。这几年则很快攻克了房地产领域。
在上述诸社会领域，并不是说原来的体制有多好。相反，原来的体制所能提供的服务水平非常低下，并且是由行政方法来实施的，因此既缺失公平，不可以持续，又无效率，在这些领域引入市场机制也是大势所趋。但关键在于，有关所有这些领域的政策首先应当是社会政策，然后再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和分配服务，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有效性。一旦这些领域被视为经济领域，成为经济增长的来源，社会政策就无从谈起。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明确的社会政策；相反，所有社会领域呈现出被经济政策所主导的趋势。
这种趋势对中国社会的打击和破坏是致命的。无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个人还是家庭，任何一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一系列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住房可说是一个社会的硬件基础结构。可以说，在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在内的所有社会领域，对社会全体来说，没有比住房更为重要的基础设施了。房地产要解决的是居民住房权问题，所以它和一般的经济商品不一样。当一些社会群体每人拥有三四套甚至更多的住房，而另外一些群体的住房权得不到实现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没有稳定的基础。就是说，后一群体的住房权被前一群体所剥夺，前一群体是在把本来应当属于他人的权利，用来获取和投机更大的利益。他们能够投资、投机房产，或许是靠了他们本身正当的财力，或许是靠了他们手中的权力，但结果都是一样的。实际上，随着社会财富分布的高度不均和官员权力的滥用，中国到处都在发生以有钱有势者为主导的“圈房运动”。为什么85%的家庭买不起住房，但很多城市商品房的空置率达到了50%以上？这是“圈房运动”的产物，不是经济学的供求规律所能解释的。
无论是利用手中的财力还是权力来投资、投机房地产，都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因为房地产有利可图，他们自然拼命进入。但很显然，并非任何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投资、投机所有领域的。无论是房地产的“利润率”，还是投资、投机者的“准入权”，都是有关当局的政策导向的结果。就是说，投资和投机者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就是因为各级政府的政策失误：一是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而非社会政策；二是和开发商结盟，通过抬高价格来获取暴利。
一个社会一旦失去诸如像房地产那样的硬件，而像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那样的软件又不到位，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中产阶级是任何一个社会稳定的支柱，因此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政府都下大力气来培养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没有这样一个阶级，国家的治理（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都难以为继。中国现在就面临这种情况。毋庸置疑，房地产已经成为弱化中产阶级、阻碍中产阶级成长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