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和大江义塾①
中学的同学们，每谈到志愿，不是说我要做什么吏，便是说我要当什么官。当官为吏是他们唯一的人生目标。而我却认为官吏都是强盗、是坏人，视之为自由民权的敌人。所以与其说他们讨厌我，毋宁说我更讨厌--不，不如说蔑视他们。可悲的是众寡悬殊，四面都是官军，只有我一个人是贼兵。不仅不能进求一战，还不得不经常退居于防御的地位。并且在教员当中还有两个梳发髻的神风连②的余党。尽管他们是温厚诚笃的君子，但在我这胸怀狭窄的自由民权者心目中，觉得受他们的教诲，就如同向敌人求怜乞食一样，非常不愉快。于是在四面楚歌声中，我想出了一条妙计，托辞说服母亲，想从这个环境逃脱出来。逃到哪里去呢？目的地就是位于诧麻原头③的大江义塾。在当时顽固守旧的社会中，唯有它别树一帜，鼓吹自由民权思想以培养人才。
大江义塾是德富苏峰④先生创办的私塾，于是我就成了苏峰先生的弟子。先生是自由民权主义的鼓吹者，他采用极端自由放任的教育方法。先生不准弟子们称他为老师，令直呼他的名字。因此我们不称德富老师而呼猪一郎先生。课程虽由教员和猪一郎先生规定，却没有制定任何塾规，因而学生们便自己议定了塾规。这就是所谓"自治之民"了。同学们莫不乐于遵守塾规，奋勉学业。有的凌晨即起，足踏寒霜练习击剑；有的三更夜半，卧在被中探头读书。既有淇水老师⑤手抚白髯坐在破席之上讲授《道德原理》，又有猪一郎先生口沫横飞地讲述法国革命史。而且每逢谈入佳境，学生们便不由得呼啸起舞，甚至有拔刀砍柱者。尽管如此，猪一郎先生对这近乎狂乱的举动，并不制止。难怪我有脱出重围回到家园之感。特别使我惊异的，是每星期六举行讲演会的情景，不仅是年岁大的学生，甚至十二三岁的黄口孺子，也成了讲坛上的辩士。人人以辩士自居，理无不可，但其滔滔雄辩，却使人惊异。滔滔雄辩亦不足为怪，而其口中竟常征引罗伯斯比尔、丹顿、华盛顿、克伦威尔诸人的事迹，摭拾柯布甸与白莱特⑥的学说，眉飞色舞、反复驳难，真使一派天生的自由民权家也为之逊色。我当时虽也自认是自由民权家，唯仅知自由民权为好事，所谓大将豪杰与贼军叛徒者，与自由民权并不背离而已。至于其他，就不大了了。更何况什么克伦威尔、罗伯斯比尔、柯布甸、白莱特等，简直毫无所知。所以我虽然很想登讲台发表议论，却又无话可讲，于是唯有装病推托，或借辞登山郊游来逃避。我这天生的民权家，至此可谓技穷计绌了。
不错，大江义塾的确是我的理想之乡，不，是处远比我的理想更进一步的自由民权的天国，因此我非常庆幸能得其所。只是，星期六的演说，是我唯一担心的事。托辞患病只能逃避两三次，到了五六次也就不好意思了。那么主动地登上讲台吧，怎奈又无话可讲。于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短处，便自创一说道："人到了必要的时候都能成为雄辩家，但是，事先练习，却不过是优伶之所为。"我这样高抬自己，才得维持自己是天生的自由民权家的声价。而这种论调终于变成了我的新信仰，并进一步把修炼文章也归纳到这个理论中去，而放弃了钻研。我的文章所以拙劣，是有原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