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的一封信

范用同志:

信早收到。没有回信,只是因为我的病。《随想录》能够出合订本,合订本能够印得这样漂亮,我得感谢您和秀玉同志。说真话,我拿到这部书已经很满意了。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书市的。

译文集付印时我也想写篇“新记”。请告诉我最迟的交稿期。不过三、四月内恐怕写不出来。

别的话下次再谈。祝

好!

巴金三月九日

巴老的这封信写于一九八七年,他收到《随想录》合订本样本。

为什么巴老说《随想录》是一部“多灾多难的小著”?

《随想录》先是刊于香港“大公报”潘际坰兄主编的《大公园》副刊。在陆续发表的时候,内地就有人说三道四,以至于对际坰兄施加压力,企图腰斩《随想录》。香港向来言论出版自由,际坰兄理所当然予以拒绝。

我得知这一情况,十分气愤。正好巴老来京,住在民族饭店,我打电话问候巴老,同时请求将《随想录》交三联书店出版,可以一字不改。巴老同意,我非常高兴。

这样,《随想录》先由香港三联书店分册出版,即《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

《随想录》精装合订本于一九八七年出版,由我设计版式、封面和包封。另外加印了一百五十本编号特装本,非卖品,供巴老赠送之用;巴老签名赠我的一本为NO.132。正文用纸是《毛泽东选集》精装本的特制纸张。我认为这种特制纸张,《毛选》可用,《随想录》也可用,当时我在人民出版社任副社长兼三联书店总经理,手上有点小权,可以动用这种纸张。

华夏出版社又于一九九三年把香港三联分册出版的《随想录》,影印出版线装本,五册一函,函套用织锦,请冰心先生题签。巴老为线装本写了一篇后记:

有人对我说:“你写的书中印刷最多的是《随想录》,有九种印本,可是市里出售的很少。买不到书。”最近我同华夏出版社的朋友谈起,他说“我还为你出一种线装本,你同意不同意?”“我同意。”我连声说。我正想编一本新的《随想录》,这将是版本的第十种,我要把来不及收进合订本的两篇随想也附印在里面。我不曾同哪一家出版社订过合同,因此我还有这一点自由。

这次增补的两篇文章是

怀念从文

怀念二叔。

巴金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九日

巴老说的华夏出版社的朋友即夏宗禹,我的挚友。

一九九○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巴老的《讲真话的书》,里面收有《随想录》,却出现了怪现象。其中《随想录》一四五《“文革”博物馆》一文,在目录页上只标出“存目”两字,正文页里仅有标题,第一○二六页整页空白。

大家知道,在国民党法西斯专政时期,报刊常有“开天窗”,报刊因为某篇文章或新闻被审查官“枪毙”了,编者故意让它空着,让读者知道,以表示对审查的抗议。现在四川出版的这本《讲真话的书》出现这种现象,又是为什么?

巴老在这篇文章里说的不过是:

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唯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众所周知,党中央已经做了彻底否定“文革”的决定,难道巴老的意见犯了忌?

曾有一位温姗先生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文章议论此事:

把巴老这篇文章免登的做法极不可取;但是,编者仍然“存目”还有可取之处,至少他们有勇气告诉读者这里本来应有如此一篇文章,让读者去思索个“为什么”,而且引火烧身地招来对他们的批评。如果他们干脆连目录都删去,作者、读者更是连话也说不出一句,岂不省事?

去年,杨苡同志在《钟山》双月刊发表《“文革”博物馆在哪里?(重谈一九七七年巴金的三封信)》一文,其中说:

“文革”博物馆在哪里?在我们的亲爱的祖国各地,无数无数的高楼在建成,竟没有一座大楼挂上“文革”博物馆的牌子!我现在只能说,它正在建成,或已经建成,它矗立在巴金老人的心里,在他的亲朋好友心里,在所有经历过十年浩劫的受难者的心里!历史可以把一些发生过的事掩盖,淡化,甚至歪曲。但历史终归是历史,它不像是日历、月历或年历,想撕掉就撕掉,而岁月留下的历史踪迹却还能在记忆中永存。

我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详写下这件事,只是想给研究中国现代出版史者提供一些资料。

三联版《随想录》出版至今三十多年,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平安无事。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也。

巴老信中所说的“译文集”,即香港三联书店于一九九○年出版的一套十本的“巴金译文选集”:《草原故事及其他》(高尔基著)、《秋天里的春天》(尤利·巴基著)、《童话与散文诗》(王尔德著)、《迟开的蔷薇》(斯托姆著)、《家庭的喜剧》(赫尔岑著)、《红花集》(迦尔洵著)、《夜未央》(廖·抗夫著)、《散文诗》(屠格涅夫著)、《木木集》(屠格涅夫著)、《门槛》(屠格涅夫著)。是我用自己收藏的书选编的,每本十万字左右,印小开本。台湾东华书局又据香港三联版印了精装本,巴老也签名送了我一套。

犹忆少年时,小学老师沙名鹿先生送我一本巴金的《家》作为生日礼物,自此,我就找巴金著作来读,七十年了。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读巴老的书成长的。巴老百岁华诞,写这篇小文,略表我的感念之情。

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文汇读书周报》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