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音乐家聂耳离开人世已经六十多年，然而在人民的心目中，他是永生的，始终与人民同在。我们天天可以在电视里听到他和田汉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天安门升旗、人民政协开会也都要奏国歌唱国歌。
早在一九三四年，我还是小学生，音乐老师教我们唱聂耳谱写的歌曲。最早是唱《卖报歌》：“啦啦啦，啦啦啦，我们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吃不饱，睡不好，痛苦的生活向谁告，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老师还教我们唱《大路歌》、《开路先锋》。初小毕业那天，唱《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唱得最来劲的就是《义勇军进行曲》。我们虽然还是孩子，但是只要一唱起聂耳的歌，就会热血沸腾。多少年来，聂耳的歌，始终在我的心中回旋荡漾。
不幸的是，一九三五年四月，消息传来，聂耳在日本与友人在鹄沼海滨游泳，汹涌的海浪无情地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年仅二十三岁。如施谊（孙师毅）、吕骥在《聂耳挽歌》所写：“风在呼，海在啸，浪在相招。当夜在深宵，月在长空照，少年的朋友，他，投入了海洋的怀抱，被吞没在水的狂涛，浪的高潮。”当年，我们一群孩子，怀着悲痛的心情，含着热泪唱这首挽歌。
八月十六日，上海出版的《电通画报》第七期，为悼念聂耳专刊。从签名看参加悼念的，几乎包括当时上海文化界和电影界的人士。最使我感动的，是童星陈娟娟写的《纪念聂耳先生》，是陈娟娟的童稚的笔迹。她写道：“我第一次认识你，你先抚摸我的头发说：‘这小孩子我要好好地教她。’你非常爱护我。记得你教我《牧羊歌》，摸着羊妈妈的背唱。你是我唯一唱歌的教师，现在我看见报纸上，说是游泳到水底里不起来沉死了。我正要哇哇哭一场，我好好的聂耳先生，你以前抱了我，低低地说，还教我弹钢琴，还要替我编几支歌谱，教我唱给大家听，现在不是没有人教我了。”
聂耳为什么去日本？是因为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剧。二月十九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均被破坏，田汉、阳翰笙等革命文艺家相继被捕，四月一日传来了国民党政府将要逮捕聂耳的消息。渴望学习的聂耳为了丰富自己的音乐修养、提高音乐创作的技能，决定借此机会出国去深造。党组织为了保护这位奋发有为的青年战士，批准他经日本去欧洲、苏联学习，暂时出去躲避一段时间。四月十五日聂耳乘坐崎丸号轮船离开上海东渡。不料就此一去不返。
抗日战争时期，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我在广西桂林，出版社资金困难，李公朴介绍我去找聂耳的哥哥、云南兴文银行经理聂叙伦，商量贷款。聂叙伦十分热情，给我一本空白支票本，允许我随时到银行支款。谈完公事，他希望我找作家写一本聂耳传记，我接受了，他即交给我八本聂耳日记，都是写在软面洋抄本上的。我即找了诗人洪遒，将日记交给他，请他考虑担任写作。没有想到日寇沿湘桂路西侵，桂林紧急疏散，我怕丢失聂耳日记，原件还给了聂叙伦。在远去以前，我连夜请两位同仁和我一起将日记抄写了一份。这份抄稿一直跟随着我，解放以后我到北京，把它送给“音协”孙慎。一九八五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和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聂耳全集》收有全部聂耳日记。
聂耳遇难后，在日本的朋友，曾成立东京聂耳纪念会，募捐印了一本《聂耳纪念集》，纪念集中印有聂耳作曲、日记遗迹和遗作以及郭沫若、秋田雨雀等人的悼念诗文。一九七八年洪遒由珠江电影制片厂将这本一九三五年在日本编印的纪念册寄赠给我珍藏。
一九七六年我去昆明，与聂叙伦叙旧，他送我一张聂耳演奏小提琴的照片，在背面写了“聂耳弟遗照送范用同志留念聂叙伦敬赠”。这张照片我一直保存着。
《聂耳纪念册》的编者之一天虚，是聂耳的同乡挚友。天虚原名张鹤，曾写过一本以苏区农民暴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铁轮》，还写过一本抗战报告文学《运河的血流》。抗战期间他由昆明到重庆，我们相识成为朋友。他去世后与聂耳同葬于昆明西山，立有纪念碑，郭沫若书“滇南二士聂耳天虚”。一九七六年我在昆明曾去凭吊。至今我很怀念天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