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七日夜，倚床看书，几十年的习惯，一卷在手，方可入睡，比安眠药灵。
好书奇书就放不下手，要看到深夜，像最近看到的几本书，一本《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一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还有一本《一个（中国）朝圣者的囚徒经历——一九三○—一九三九年在苏联的遭遇》，就是。
忽然电话响了。有一种朋友专拣这个时候打，你准在家。来电话的是日本朋友刈间文俊，一位热心于中日文化交流的朋友，他又来了，普通话说得比我好。
寒暄几句，刈间君陡然冒出一句：“听说苗子先生去世了。”我好像遭了电击，五雷轰顶，怎么可能呢？三月间他去澳大利亚还好好的，我叮嘱他早一点回来，至迟春节。他说：“一定！一定！”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定居北京。
刈间说，他是从一位日本汉学家那里得知的，消息来自一位中国作家。汉学家已经写了文章寄回东京报道此事。
刈间说：“也许听错了，这位汉学家的汉语不太高明。”希望是误传。
虽然已经十二点，还是打电话问问丁聪的“家长”沈峻。她一听，斩钉截铁地说：“绝不可能。”
一夜没有睡好，快到天亮才迷迷糊糊睡着。电话又响了，沈峻打来的，说已经跟苗子通了电话。阿弥陀佛！原来乌有。
过了两天，沈峻转来苗子的传真，是苗子的手迹，确凿无疑。老华不知道起因，骂苗子没事吃撑了。这份传真是：
华君武先生并转沈峻：本人于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七日晚十二时厌世自杀。并已通过日本刈间君电话通知范用先生，以为从此幽冥异路，永难与京中友好相见了。但一念“悼文”尚未改好，无法向组织及白吃了他们八十三年米饭的广大人民交代；二念一个人独行，道路不熟，生怕要上天堂时，错走地狱，从此永劫不回；三念君武、黄胄、范用、宪益、小丁骂我不先打个招呼，鬼鬼祟祟地溜跑，不像男子汉大丈夫行为。所以现在还没死。此外，还因各位应写的对黄苗子挽联悼词，一个都没有交卷，生前看不见这些“荣哀”，死不暝目。所以目前正在犹豫，是死是活，听候发落。苗子未绝笔。十八／十／一九九六。
“活下去，还是不活？”大有丹麦王子派头。我可以保险，苗子一定会活下去，还有那么多要写，他怎么肯撒手呢？此次去澳大利亚就是为了可以安安静静地写作。苗子是走不了的。
所谓“悼词”，苗子在丁聪的《我画你写》中有一篇字字珠玑的《遗嘱》，全文如下：
我已经同几位来往较多的“生前友好”有过协议，趁我们现在还活着，约好一天，会做挽联的带副挽联（画一幅漫画也好），不会做挽联的带副花圈，写上几句纪念的话，趁我们都能看到的时候，大家拿出来互相欣赏一番。这比死了才开追悼会，哗拉哗拉掉眼泪，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我坚决反对在我死后开什么追悼会、座谈会，更不许宣读经过上级逐层审批和家属逐字争执仍然言过其实或言不及其实的叫什么“悼词”。否则，引用郑板桥的话：“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好厉害！不过，苗子写这篇遗嘱确实出于至诚，绝非戏言。那种需要经过上级审批的“悼词”，不知给人事部门伤了多少脑筋，字斟句酌，往返磋商，又不给稿费，我就经办过好几起。早在十年前，苗子就立过一篇更为详细的遗嘱，说什么：“如果有达观的人，碰到别人时轻松地说：‘哈哈！苗子这家伙死了。’用这种口气宣布我已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恰当的。我明白这决不是幸灾乐祸。”说什么：不必按其生前级别买骨灰匣，只要预备一个放过酵母片或别的东西的玻璃瓶，“这并不是我舍不得出钱，只是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脑力劳动者，我应当把自己列于‘等外’较好”。说什么：也可以“约几位亲友，由一位长者主持，肃立在抽水马桶旁边，默哀毕，就把骨灰倒进马桶，长者扳动水箱把手，礼毕而散”。
我的老领导华应申亦有类似遗嘱，他走了已有十五年：
效法杨老（东莼），改革丧事套套。什么“向遗体告别”，千万别搞。死了赶紧烧掉，骨灰不留，做肥料。也不要去八宝山追悼。本单位开个小型座谈，工作检讨，生活检讨，缺点错误也不饶，不是光说好。
我最犯愁的，怕别人抢在我前面先走，怕接到讣告，怕接到电话。这几年，每年都要接到好几回，有什么办法！“海外东坡”也不止一回了，上一回是舒告诉我亦代仙去。也没有什么不好，先大恸，弄清楚了，又大喜，好像做了个噩梦醒来，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噩梦也有可爱之处。
一九八九年，我给单位写过一个报告，我死了，不要发讣告，不要写行述，由我的子女出面通知亲朋好友。我拟好了几句告别词，请潘耀明兄在香港印了一张小卡片，那年体检，疑患胰腺癌，准备告别，不料活到现在，有惊无险，平安无事。我的告别词要言不烦：
匆匆过客，终成归人。在人生途中，倘没有亲人和师友给予温暖，给予勉励，将会多寂寞，甚至丧失勇气。感谢你们！拥抱你们！
但愿夜夜平安，电话铃不响，睡个好觉！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