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好学不倦，看书看期刊，而且看得很杂，堪称模范。
一九三九年，我在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办理读者邮购。我很乐意做这件工作，因为给读者买书，可以跑书店。我平日就爱逛书店，每天都要到书店街（武库街，今民主路）遛遛，到书店看书。同事给了我一个外号“书店巡阅使”。
读者邮购来信有从延安寄来的。写信人李六如，地址天主堂。李六如后来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当时大概做毛主席的秘书。每次来信都附有一张购书单，用毛笔写在油光纸上。同事告诉我，从笔迹看，这书单是毛的字。那时在国统区还没有叫“毛主席”的习惯，直呼其名其姓。也没有把毛主席的手迹视为墨宝。事情办完，这些信件、书单也保存一个时期就处理了。如果这些书单保存下来，对研究毛主席读书生活有用，还可以作为文物。
抗战胜利后，我调到上海工作，组织上给我一个任务，为毛主席买报纸杂志。那时上海出版的报纸杂志有百来种，每种买一份，连英文的如《密勒氏评论报》也要。买来的报纸杂志，打包托党的贸易机构运走，他们有条机帆船，往来于上海、烟台，运送物资。运到烟台，再转送河北，可能是平山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
我也很乐意做这件工作，可以饱看过路报刊。因为买报刊，我交了几个报贩朋友“小宁波”、“小山东”，跟他们混得很熟。有一回在虹口，有个报贩悄悄告诉我：“今天这一带有狗特务，当心点。”
在重庆，有一次给了我一个任务，搜集章回体旧小说。我将重庆新旧书店里的旧小说搜罗了一批，交给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延安。那时重庆文艺界正在热烈讨论民族形式问题，延安艾思奇、周扬、陈伯达也在发表意见，可能毛主席注意到了，研究这个问题，要看旧小说。这是我的猜测。后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谈到“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不拒绝利用”。
附带讲一讲，我还给延安购买过一大批字典。柳湜在延安担任边区教育厅长，他是读书生活出版社创办人之一，跟我是熟人，托我办这件事。我将重庆市上能够买到的各种字典（大多是小字典、学生字典）搜罗了几百本，装了两麻袋，也是交“八办”运走。这批字典随叶挺、博古乘坐的飞机撞到黑茶山上一起遇难，没有运到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