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得道梯磴锡杖经》一卷，记载有关锡杖的事颇为详尽。汉化佛教大体上据此认识和制作、执持锡杖。下面我们也据此敷演一番。
先说，释迦牟尼佛告诉诸比丘，大家都应受持锡杖。包括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和他们的弟子们在内，都是执持锡杖的。这是因为，锡杖可以彰显圣智的意图，从这一点上说，锡杖可称为“智杖”；它又是行功德之本，从这一点说，又可称为“德杖”。它是“圣人之表式，贤士之明记，趣道法之正幢”。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手持的佛教徒标识性法器，和王者的权杖、魏晋清谈名士手中的麈尾、教师的教鞭等物性质有点类似。据《开元释教录》卷三记载，《得道梯磴锡杖经》又名《得道梯磴经·锡杖品第十二》，即一部大经中分出的一小部分，“亦直云《锡杖经》”。它是东晋时出现的一部失译经（译者与所出不明的经）。后世有人怀疑它是伪经，即中国僧人依据某些外来佛教资料或传闻，再加上自己的创造而编出来的经书。两晋南北朝正是清谈高潮期，作为身份标识的麈尾、如意等盛极一时。中国僧人希望自己手中也掌握一种标识性的法器，于是将分卫用具改良升级，赋予更为神圣的意义，并加以经典性的说明，也是可能的事。按唐代僧人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中自述见闻，则锡杖的梵语称呼是“吃弃罗”，那就是梵语khakharaka的音译，《翻译名义集》卷七中则译为“隙弃罗”的。梵语本身就有点象声词的意味，因而，这两部书都说，意译为“锡杖”，意取“锡锡”作声，所以在有的佛书中又称为声杖、音声杖或鸣杖。据义净所见，“西方所持锡杖”的标准样式是，头上唯有一股铁卷（圈），上面安大环套小环；中间是木杆，长度为高与肩齐；下安铁纂（相当于中国古代长兵器杆底的“鐏”、“錞”之类的用途），长度是二寸左右。其环形状或圆或扁圆，数目或六或八，质地或铜或铁，并无严格要求。所以义净认为“原其制意”，不外是如他所译的《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十四中所说，供分卫时摇动用，相当于小贩在主顾门口摇铃罢了。遇有恶狗出吠，有的比丘要用此杖打狗，佛言：“不应以杖打狗”，举起杖来吓唬吓唬就行；有的狗一经吓唬闹得更凶，佛指示说：“取一抄饭，掷地令食！”到了不信佛的家门口，摇动锡杖好长时间，还不见有人出来，怎么办?佛言：“不应多时摇动。可二三度摇。无人问时，即须行去。”义净认为，如佛所说，“原其制意”，不过为分卫所用。他觉得，在汉化佛教中，踵事增华，把作用扩大了，殊可不必：“何用辛苦擎奉劳心，而复通身总铁，头安四股，重滞将持，非常冷涩，非本制也。”
义净的这番议论，恐怕是针对当时汉化佛教的情况，有的放矢。从《锡杖经》出现的晋代到唐代，佛教一直向汉化发展，又不断地有高僧长途跋涉赴天竺求取真经。像义净和玄奘这样了解天竺情况而又心存“正法”的僧人，肯定对汉化佛教的某些做法有异议。但是，这时汉化佛教的锡杖早已从原始的敲门兼防狗的用途转化为高级的权杖，这种本质的转变，即使不算化腐朽为神奇，也得算化不神奇为神奇吧！它对提高僧人的地位大有帮助。这是多么聪明的一种变化方式啊！泥古不化和崇洋照搬终究是行不通的。试看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双轮十二环迎真身金银质花锡杖（皇家的文思院奉敕所造），便可窥见汉化佛教改造和提高锡杖身份的妙用。再说，汉化佛教僧人外出叫化的越来越少，檀越来寺中布施的越来越多，中原僧人又“农禅并重”，自己养活自己。原始佛教那种乞食方式，大体上已成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