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生回忆录:
广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国民党当局的限制下一直不能蓬勃开展,年轻的党员们渴望过紧张的战斗生活,就陆续奔赴延安或皖南,去参加八路军或新四军。
我那时也非常向往到延安去,我已经听说延安有一个抗日军政大学,对自己所在的桂林初中厌倦了,觉得学校的课程与我注重的社会科学、哲学以及时事政治的矛盾越来越大,完全不能满足我求知的愿望。成为共产党员以后,我在思想上充满激情,行动也很激进,想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真正磨练自己,提高自己,投身到伟大的事业中去,远离庸碌的人生。我和我的好朋友叶修予商定,主动辍学回家,在家里自学,称之为"自修大学",同时也争取能到延安去上抗大。在自学的那几个月里,我阅读了许多大学生的课本和读物,经历了"学而后知不足"的过程。越学越打开眼界,越感到自己水平低,办法少,越迫切地想提高自己,为的是在青年运动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体验社会,我还和叶修予一起到了一个交通闭塞的乡村,在那里当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员,想要用这样的方式了解农村,了解社会。但短暂的农村之行,使我越发看到自己的无知与学生腔,越发觉得与其在这里小打小闹,不如出去大干一场。
我继续向党组织申请去延安,那是我神往的地方,过抗日前线的火热生活,也是我的理想。直到一九三八年春,我的领导王昌荣代表党组织批准我和叶修予、李文彬一同北上延安。李文彬也是党员,是徐敬五的未婚妻,此时徐已到延安。临行前,桂林县委给我们写了介绍信,并派两个在延安抗大毕业,回桂林做地下工作的同志,给我们分析了路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介绍了几种处理方法,后来证明,这些都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
我们路费不足大家帮着凑,陈贞娴还因此当掉自己的结婚戒指。我们怀着对抗日前线火热生活的理想上了路,那时我十八岁。从此改名换姓,远离故乡,投身于更广阔的天地。
我的父亲不知道我要去延安,但对我出门闯荡给予支持,为了节省路费,他给我找了一辆货车,免费把我带到衡阳。在那里,我与叶、李汇合,乘火车到武汉。
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但桂林县委的介绍信在这里根本不被认可,幸亏我们找到那两个在延安抗大毕业回桂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介绍的关系,有他们作证,又审查了几日,才给我们开出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我记得那介绍信的署名是罗炳辉(原红军将领)。
那正是抗战初期,全国各地的革命青年如潮水一般涌入延安。青年中有工农各界的人,但学生居多。有大学生、中学生,还有一些是海外回来的华侨子弟和留学生。在延安街头,经常可以看到穿着西装刚到延安的年轻人,他们家境优越,不愁吃穿,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做好了吃苦牺牲的精神准备,毅然选择延安。一些人为了表示与旧社会决裂的决心,故意把高档服装弄得又脏又破。那时,粗布军装最光荣。
延安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尽管八路军的一点大米大部分给了抗大和各学校,但只有在很特殊的日子才能吃上一顿大、小米混合的二米饭,有一些人不习惯吃小米,一直拉肚子,也有生病的,大部分人都严重的营养不良,女同志的头发都开了叉。1941年最困难,终年都是吃小米饭,菜就是水煮老豆角,几乎没有油。后来老豆角也短缺,吃饭时就只能用盐水下饭了。
我几年都找不到现成的牙膏买,用的牙刷都是自己做的。自己到杀猪的地方找些猪鬃,用烧红的针在塑料柄上钻洞划槽,再用细麻绳勒成牙刷,以盐水代替牙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