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生回忆录：
我的舅父是母亲家最小的孩子，比我大不了几岁。他当时正在桂林读书，他怕熬夜会影响我的发育，就想方设法给我另找了一个线毯家具工厂做学徒工，那里的劳动比照相馆轻一些，主要是睡眠的时间多了一些，其他的好处是绝对没有的，而精神上的感受和在照相馆时同样的压抑和不平。
在我学做玻璃镜画时，要用氟化氢刻玻璃，然后用还原剂将硝酸银还原为银质吸附在玻璃上。我懂得些化学知识，而我的师傅连氟化氢、硝酸银等化学名词都叫不上来，只能以土名称呼，把硝酸银叫银粉，把还原剂叫白药。他们奇怪为什么硬玻璃这么容易被神刀刻画，他们以为"氟化氢"是"轻"一点的"福"，是神给的。这些情况让我哭笑不得，开始从心里看不起那些师傅。但对这些粗鲁无知的人又不得不叫师傅，听其支配与使唤。虽然我知道这些苦出身的师傅由于家贫没上过学，但他们对我不断地无理斥责还是使我愤怒，使我不平。
简单的技术，学徒竟要三年才能满师，三年后才能拿到微薄的工资，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廉价劳动力，体会到剥削的含义。我这个有点知识的少年，怎可能心甘情愿地忍受这种极不合理的环境。辛苦干了许多工作，所赚的钱都只是肥了老板。和照相馆一样，除吃饭外什么也没有，衣服也不给，小地方没有工作服，穿自己的衣服，给老板干容易磨损的活计，还不许你穿得太破旧，为端稳学徒这碗饭，只能千方百计去弄套不太破旧的衣服为老板撑门面。其他劳动保护用品一概没有，那时，我千般苦都可忍受，但没有几块钱工资，不能帮姐姐养活弟弟。
又求了多少人，我才在平乐找到一个银行杂役的位置。杂役工又叫"听差"，听差的社会地位比学徒更低。我本来受过一些中老年工人的影响："穷要穷得硬"，不愿做被人呼来唤去的听差。但为了能有几元钱帮助养活弟弟，我最终还是做了这个最低贱的差事。扫地、擦洗、倒痰盂等繁杂的劳作，我已不觉得繁重。他们使唤人时不开口，敲"叫人铃"，慢了些，就要受斥责。开饭时，听差得在餐桌前伺候。我干着这些事，心里总是有些疙瘩，甚至有痛苦的感叹。
在银行，我对社会有了更多的接触。在工友中，有一个实际是搞警卫工作的人（有些像现在的保安），是个兵油子，对上司很乖巧，对工友们总想占些便宜，大家对他只是勉强应付，而有一些正直、倔强的中年工友常常和他作对。这些穷得硬的人，没有奴颜卑膝，没有拉拢交结，没有投机取巧，只凭自己的劳动吃饭。这些人，对我是很有影响的，使我感觉到了应当亲近什么人，疏远什么人。我的母亲和姐姐都是十分善良的人，使我能去学做人的样子。
我还看到很多银行职员不但无能，还偷懒，经常要我做一些他们分内的工作，比如叫我抄填一些表格，翻译电报。当时没有密码，只有简单固定的电码，我记性好，不久，电码都逐渐记熟了，不用翻电码本就能把电文写下来。能给那些办事员减轻工作，他们很满意，每月给我六元工资外，另外又给了三元津贴，也给我减少了一些杂役活。
那时，能上初中的人很少，我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知识分子，对身边的事和人，比其他工友同事有更多的敏感。看到那些没有多大能耐的公务员，月薪有几十元到百余元（银元），有些是靠裙带关系或文凭取得的。而我做这忍辱负重的生活，常被欺辱于无端，当然更增加了对现实社会的疑问和不平，徒增内心痛苦。
但是，痛苦并不能阻止打击的继续，正当我苦闷彷徨的时候，结识了一位富家小姐。她对我很友好，少男少女间很快产生了情感。我爱得很深，情绪拖得很久。
结局却如大多数穷小子和富小姐的故事一样，单纯的感情敌不住冰冷的算计，初恋的花朵很快凋零。后来我还是参加了革命，把革命工作当成了人生第一要义，才逐渐彻底地抛弃了恋爱至上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