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温·四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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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二日(大泽芳男)

从戒酒中心出院后,我仍需每月一次前往医院接受复查,直到医生判断已无必要为止。

此外,虽然不是强制要求,但医生建议我每月参加两次戒酒会。这种戒酒会是由出院的病友聚在一起,介绍各自的亲身经历,以此认清喝酒的危害,并深刻反省,彼此勉励绝不再陷入酒精依赖症的泥潭。

但我无论如何都无法习惯戒酒会的氛围。我原本就讨厌集体活动,总觉得就像青年旅舍的茶会一样,有种强加于人的味道,令人提不起兴致。那些畅谈酒精危害的人,个个看起来都像是正人君子,滔滔不绝地大谈自己是如何意志坚强地战胜了疾病,但这反而让我感到不解,既然是意志如此坚强的人,当初又为什么会患上酒精依赖症呢?想到这里,登时就意兴索然。当然也确实有人被成功治愈,因此我还不至于会说这种戒酒会毫无存在价值,只是我与会场的气氛格格不入,内心感到孤独。

今天也是这样,虽然去参加了傍晚在赤羽召开的戒酒会,心里却一直暗暗后悔不来就好了。会上的招待茶点是已经回潮的饼干,我一边啃,一边心不在焉地听其他人发言,就这样挨了足足一个小时。再有三个人就轮到我时,我再也忍耐不住,起身离席了。

虽然中途溜号,却并没有人对我表示不满,甚至根本就没人发现,每个人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的事。

我抄近道从花柳街走去赤羽站,并不是刻意要从那里经过,只是因为这样走比较近而已。狭窄的小路上,充斥着弹珠店里放的演歌声和小钢珠的声音。天已经黑了,沿路的小酒馆开始陆续挂出招牌,但这些在我眼里全无意义,就如浮云般从视网膜前一掠而过。

小巷的入口处有一家站着吃的烤鸡肉串店,店老板扎着头巾,把刷了调味汁的鸡肉串放到炭火上,再拿团扇使劲扇。烟飘到路上,强烈地刺激着我的鼻腔。说到吃烤鸡肉串,当然少不了廉价的罐装酒,那种甜得过头的日本酒的味道,重又在我的舌尖苏醒。我觉得一阵恶心,胃里酸液翻涌,直冲喉头。喝这种酒就跟喝糖水无异,光是想象都叫人寒毛直竖。

我现在对酒一概敬谢不敏,和戒酒会也要永远地说再见了!

正要快步穿过小巷时,我偶然看到店里有四五个工人模样的酒客,其中一人刚好与我对上视线。那是我住院时隔壁病房的病友,一个小个子的中年男人。满脸斑白的邋遢胡子,喝酒喝得醉眼蒙眬。视线相接的刹那,他似乎也认出了我,很不自然地朝我笑了笑,立刻转过身去。他穿着一条沾满油污的浅黄色长裤,脚蹬运动鞋,上身是一件与长裤同色系的夹克。

此人名叫曾根新吉,在医院里是出了名的手脚不干净。他有盗窃前科,坐过好几次牢,但还好不算是暴力犯,只是个专爱偷鸡摸狗的宵小之徒。受酒精中毒的影响,他的手已不如从前利落了,但要偷戒酒中心里的个把患者,依然是手到擒来。

在我住院期间,病房里就频繁发生失窃事件。除了每周两次的洗澡时间,平常也经常有人被偷。大家都觉得曾根很可疑,但他做得滴水不漏,从不留下任何把柄,我们一直苦于没有证据。失窃事件不断发生,终于有几个病友群起向曾根发难,当时还搜了他的身,但哪里都找不到赃物的影子。面对我们的指责,曾根从头到尾都只是嘿嘿冷笑,充满嘲讽之意。

我自己也在洗脸时丢过一张万元钞票。当时曾根就在我旁边闲晃,怎么想都是他捣的鬼。从别人钱包里抽走薄薄的一张钞票,再神不知鬼不觉地藏起来,没有职业级的手法显然是办不到的。

以曾根的本事,趁人不备偷走健康保险证或驾照,再拿去附近的高利贷公司借钱,这简直易如反掌。为防不测,我从不带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证件,晚上睡觉时也穿着牛仔裤,身上只带些必要的零钱。

听说曾根早已被家人抛弃,作为酒精中毒症患者接受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援助。每次一领到钱,他不是去打小钢珠,就是去赌赛艇,赢了就兴高采烈地喝酒庆祝,输了则更要借酒浇愁,几年来一直在戒酒中心和赤羽的廉价公寓间来来回回。他的身体已经被酒精耗得极其虚弱,干不了体力活儿,而脑力劳动也一样不行,纯粹是个社会渣滓。

但就因为他属于生活贫困者,不仅住院时的治疗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出院后还可以靠生活保障金过活。这让我不禁感到气愤:天底下居然还有这种荒谬绝伦的事!而他不仅不知感恩,反而经常闯空门行窃,依我看,“社会害虫”这个词就是专为他这种人准备的。

我出院那天,凑巧曾根也出院。在医务室里,我亲眼看到医生告诫他:“别再回来这里了。”他也一脸正经地点头说:“谢谢您这些日子的照应。”然而一转眼,却又是这副德行。出院时说的话还在耳边,他就跑来这种地方喝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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