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无人居住，窗子总是关着，也没有灯光，黑洞洞的屋子静寂得可怕。我关上二楼的窗户，试图集中精力工作，可是却办不到。看着稿纸，眼前却不时浮现出女人那了无生气的脸，工作上半分进展都没有。之前米尔德里德?戴维斯的《楼上的房间》已翻到尾声，我强打精神把剩下的翻完，交给出版社，然后就再也没碰其他工作了。
每当我想睡觉的时候，那个女人的影子就会浮上心头，弄得我怎么也睡不着。自然而然地，我染上了借酒助眠的恶习，而且酒量越来越大。我原本就是不能沾酒的体质，对酒的接受力很弱，等我惊觉时，早已深陷在酒精中毒的泥沼里了。
去年十二月前后，我终日酒不离手，过的真是地狱般的日子。就算靠酒精的帮助睡着了，也必定会梦见那个女人。我看到凶手背对着我用长筒袜勒住她的脖颈，看到她满脸痛苦地向我呼救，仿佛是在责怪我，她死不瞑目都是我的错。
出事那天，我也是没命地喝酒，好不容易进入了梦乡，那个女人却又出现在我的梦里，瞪大眼睛伸出手向我求救。我感觉勒死她的凶手正在窥探我的动静，抬头一看，那竟是我自己的脸。我的脸扭曲变形，看起来有说不出的狰狞。
“呜哇！”
我在梦中大叫，而现实世界里似乎也有人在大叫。
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芳男、芳男”的叫声，让我恢复了意识。我顶着昏沉沉的脑袋凝神细听，叫声又一次响起：“芳男！”那是伯母的声音。我爬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到楼下。当时是凌晨一点多，伯母穿着睡衣，靠在里间的纸拉门上，像幽灵般站在那里。借着小电灯泡的光，我模模糊糊地辨认出了她的身影。小黑趴在伯母脚边，咕噜咕噜地哼哼着，眼里闪着诡异的光。
“怎么了？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伯母个子矮小，身高还不到一米五，但那时看起来却出奇地高大，我想一定是因为我已经醉得云里雾里了。
“刚才做了个有点儿可怕的梦。不好意思，把您吵醒了。”
我装出滴酒未沾的清醒模样，但却瞒不过伯母的眼睛。
“你身上有酒味啊。你背着我在喝酒？”
“只是一点儿睡前酒……”
刚说到这里，我的脚一下子没了力气，很丢脸地当场跌坐在地。
“怎么回事儿，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这么不像样？”
这是我失去意识前，听到伯母说的最后一句话。
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四周都是白墙，墙上绽着裂痕，感觉凄凉得很。周围一个人也没有。窗子是不能开合的框格窗，镶着厚实的磨砂玻璃，看不到外面的景色。倒是窗框上部有一小片玻璃是透明的，抬头可以望见蔚蓝的天空。
一开始我想不出这是什么地方，在闻到淡淡的药味后，我便猜到应该是医院。就在这时，一位中年护士像算好了时间似的走了进来。
“你醒了？”
“这里是……”
才说了这一句，我的头就痛得几乎要裂开，忍不住从喉咙深处发出呻吟。这是重度宿醉的症状。除此之外，我还隐隐感到有些恶心。
“来，我帮你打点滴吧。”
护士抓住我的右腕，不由分说地将粗大的注射针扎了进去。疼痛让我的脑子瞬间清醒，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好像倒在了伯母面前……
护士告诉我，我当时喝得酩酊大醉，整个人瘫软如泥。在我倒下的隔天早晨，束手无策的伯母叫来了救护车。我以为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实际上已经过去两天了。我是确确实实的酒精中毒了。当晚，我被好几家医院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最后总算被板桥区的这家精神专科医院收治，住进这里的戒酒中心。
万幸的是，虽然看似很厉害，但其实我的症状还算是轻的。住院三天后，我就被转到了六人间病房，这里住的都是症状相对轻微的患者。我的脑子依旧嗡嗡作响，像是有个火警报警器在敲个不停，双手也止不住地颤抖。体内的酒精消解后，我就开始馋酒，医院里当然一滴酒也没有。在医院唯一允许做的事就是吸烟，因此我只能昏昏然地待在休息室里狠命地抽烟。
之后的一周，死去的女人仍不时出现在我的梦中，睡着睡着就会做噩梦。但随着体内酒精的逐渐消除，看到幻觉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