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夕，杭州教育界很是热闹过一阵子，其时最能成为街谈巷议的，恐怕莫过于一出“木瓜之役”。此事在鲁迅著作中有所记载，事件的发生地也正是在他所任教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
时为1909年，浙江教育总会会长夏震武继沈钧儒之后，兼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夏震武甫一上任，即要求全体教职员按品级穿戴清朝衣冠聚集会堂，对孔子施行三跪九叩大礼，遭周树人、许寿裳、张宗祥、夏丏尊等教师抵制。夏遂以辞退相胁，周、许等25名教员于是集体罢教，并搬出了学校住到湖州会馆继续抗争。恼羞成怒的夏震武谓之“造反”，且以梁山好汉之绰号予以讽刺，称周树人（鲁迅）为“拼命三郎”、许寿裳为“白衣秀士”、张宗祥（张冷僧）为“霹雳火”、许缄甫为“神机军师”。但对峙两周后，夏最终还是落败，眼见杭州诸校群起声援，风潮愈演愈烈，无奈之下，巡抚增韫只得令其辞职了事。因夏震武冥顽不化，别人也给他取了外号叫“夏木瓜”，所以事后经张宗祥提议，当时就将这一事件称做“木瓜之役”，从此载入浙江现代教育史册。
两年后的春天，一个叫许炳坤的中年人，走进了杭州场官弄的报国寺。作为新开办的浙江中等工业学堂的监督，他察看了学校各处的房舍、工场。过不了多少日子就要开学了，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学生们也开始陆续报到，许先生颇感欣慰。兴办工业教育以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的想法，他在浙江学务专门委员兼实业科长任上就已经不止一次提出过，之前都因所需教学设备、场地、投资费用等落实不了，没有结果。现在，学堂终于办起来了，许炳坤忽然觉得这个难题的解决，其实也并不怎么复杂。
这个许炳坤，就是上文所说的“神机军师”许缄甫。
许缄甫是杭州人。杭州丝织业的兴盛，在南宋《梦粱录》中就有记载，民间作坊一直都很活跃，这让曾在日本学过染织的许缄甫觉得，促进杭州丝织业发展的根本，在于引进现代技术和培养专门人才，教育则为必经之途。许缄甫创办的浙江中等工业学堂是在1911年3月开学的，之所以由他来创办，说法有二，一说是其时他刚从日本东京藏前大学学习染织回国，适逢工业学堂筹建；另一说是浙江巡抚增韫于上年的11月26日奏请朝廷准许，聘许缄甫为监督，在原铜元局旧址，设立浙江中等工业学堂。许是何时去日本学习，又是何时回国，没有见到确切的资料，比较而言，后一种说法似乎更可靠些。
从时间上推算，许缄甫应该是在“木瓜之役”后去日本学习的，回国后先是担任浙江省学务专门委员兼实业科长，办学的想法，便是萌生于那个阶段。除了学务委员和实业科长，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职务，即劝业所所长，也有一说是传习所所长。劝业和传习，意思好像都差不多，无非是推介或传授他在日本所学到的染织技术。在这个职务上，许缄甫曾负责验收，或者说建立过一个劝工场，而这个劝工场就设在报国寺内的原铜元局旧址。因铜元局用过的房屋、动力，以及金工、木工、锻工、铸工等工场俱全，据说还储存着20多万铜元，许知道后就动了心思，认为正好可以利用这些钱物来解决办工业学堂之需，于是就去找当时代理浙江提学使的郭则云商量，郭正好又兼着抚署总文案，遂草拟一份意见书，呈送抚署。这与后来浙江巡抚增韫奏请朝廷准许，聘许缄甫借铜元局旧址筹办浙江中等工业学堂一说，倒是吻合的。
正式开学时的浙江中等工业学堂规模不大，仅设机械、染织二科，另外再附设了一个艺徒班，程度为初级职业教育，杭州民间作坊有不少年轻机工闻讯前来学习。鉴于师资紧缺，随之又建起了一家浙江省立中等工业教员养成所，分为金工、木工、机织、染色四班，不过这是后来的事了。1911年正逢辛亥革命，是年风起云涌，社会动荡，开学半年后，学堂就因故停顿了，直到次年3月才再度复课，其时已称民国，学校亦随之改名为浙江公立中等工业学校。到了一年之后的1913年，又改为日后颇具影响的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
这所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仅24名，计染织科15名，机械科9名，经历了校名的不断变更后，于1914年7月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但是该校的第二届学生，却没有依次在1915年毕业，而是留校继续补习了一年，据说是教育部下达的规定，至于什么缘故，已经不得而知了，留给浙江现代教育史的记忆是，那一年虽然无人毕业，招生倒是依旧继续，因此一个叫做沈乃熙的杭州少年，走进了这所学校的大门。这个沈乃熙，又名沈端先，也就是后来的中国著名作家、电影艺术家夏衍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