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钧夫在求是书院就读时，与蒋百里等人同为励志社成员，后来也曾留学去过日本。据钱回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有过一个叫励志会的团体：“求是书院在庚子年间成立了励志社，从事学问修养之工夫……东京留学界组成的最早的团体励志会，早期浙籍留日学生多有参与，陈独秀也厕身其间，可能与求是书院的励志社有关。”这在1947年的《浙大校刊》上是有记载的。钱钧夫特别提到“陈独秀也厕身其间”，似可表明陈与求是书院的关系。
求是书院开办3年后的1901年初夏，曾出过一桩“罪辫文案”，大体上的经过与结局，现在看来也很有点意思。
那时候的在校学生，按年级高低分成了6个班，低年级班学生的月课，也就是每月竞作的卷子，通常由头、二班学生轮流评阅。事发那会儿轮到的学生叫史寿白，负责三、四班。他先是请四班教习孙翼中命题，孙以“汉装束发，满清垂辫，被发左衽，实一辫之罪也”的意思，出了道《罪辫文》的题。这原本就很容易使人借题发挥，偏偏史寿白后来在评阅时，又将某卷中的“本朝”改成了“贼清”，还把课卷拿给同学们传阅，于是就被某旗籍学生告了密，且一直闹到了巡抚那里。所幸时任浙江巡抚的任道镕，用马叙伦先生的话说，“心地厚道，办事能干”；当然，任道镕也知道此事若追究起来，于己颇为不利，就没有大动干戈，而是把事情给压了下来，先做了冷处理。
过了几天，巡抚大人换上青衣小帽，仅带一随身听差，雇了顶民轿，直奔求是书院。进校也不待通报，先顾自看了各处斋舍壁上张贴的布告，以及学生的文课作品等，然后才叫来监院，捡了些学生平时的作文带走，理由当然是用以考察他们的学习成绩。一切看似平常，众人也不以为有什么大事。再过了几天，他又来到书院，这回可是兴师动众地带着两司二道、一府两县的全副执事，前呼后拥地乘绿呢大轿而来，令书院上下惊诧不已。等把书院大小头目都召集齐了，任巡抚才神情严肃地宣布，说是因本院旗籍学生告发本院学生有悖逆文字，所以前些日子过来带走了一些学生课卷，经仔细过目后，并未发现，可见是诬告。说完后取出那些课卷，让随行的司道以下官员也都当众看一遍，再交还给了监院，就如同现场公开断案，干脆利落地拍了板。据说在那些课卷中，就有史寿白的一篇《庄子〈天下篇〉书后》，令任欣赏得不得了，将其“置为第一”。
蒋百里吊唐才常诗和史寿白之“罪辫文案”，是求是书院的两件大事，最终都因两人的先后东渡，未曾酿成恶果，个中原因在今天看来，有着多方面的分析空间，但在当时，很大程度上却是由书院的自由环境所促成的。这所诞生于维新思潮日益风行时期的学校，本身就像是一个力推变革的据点。在辛丑年前后的求是书院，学生们是非常活跃的。他们在学生宿舍的东斋，开辟了一间“书报阅览室”，陈列的报纸杂志都是学生们自购自订的，每逢晚间，大家会聚在此，剖析社会、纵论国事，十分的热闹，名噪一时的《杭州白话报》，尤受青睐。这份报纸的创办者项藻磬是杭州人，据说也是求是书院早期学生，但确切资料已经找不到了。不过该报第一任主笔林白水去上海后，接替他的孙翼中，倒的确是求是书院的教师。为着推进白话运动，学生们集资订购了20份《杭州白话报》，定期分送到书院附近庆春门外及菜市桥一带的茶馆酒楼，供市民阅读，对缺乏阅读能力者，则予以宣读和讲解。钱均夫回忆说：“余亦曾被举往讲述‘世界地理与人种’一题，记得曾持地球仪及世界人种图指画说明，听者莫不惊异有黑人红人之说。”可谓开浙江近代社会教育风气之先。
在19世纪最后几年破茧而出的杭州求是书院，虽然不可避免地还带有那个时代的明显印痕，但就像时任中文教习宋恕的学术路向一样。宋恕在读了明代思想家、抱独居士吕坤的《呻吟语》后，认为其“语语针对程朱不平不实之病，但面目出之以和婉耳”，也试图以更新学术来重塑国人自性。更如同陈布雷所言，求是书院的优处“在于学术的传授能影响于学生德性的修养”。先后究竟有多少学生在求是书院时期来此就读，如今已难以作确切统计，但在后人评说中堪称国家政治、军事、教育、科学和文化诸领域中之杰出者，却足以开具出长长的一串名单，他们的历史性存在，无疑是以“务求实学，存是去非”为宗旨的求是书院履行其“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之诺言的最佳注释。出自求是书院，后为书院衍变的第三中山大学校长的邵裴子先生，曾有过这样的一段表述：
……求是出去，再受国外之专门教育者（间亦有未出国者），类多成材。如理科方面之夏元潥，工科方面之陈幌、何燏时。军事方面最多，如蒋百里、蒋尊簋、史寿白、周赤忱、施承志等。以其志在学术，故成就多者也。
此话诚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