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曼德拉和其他叛乱分子领导人的审判从1963 年10 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64 年6 月，审判适用的是《破坏活动法》，而这项法令包含有死刑处罚。
在法庭上，曼德拉再次展示出自己的风度，发表了激情洋溢的陈诉，阐述自己为什么要参加“乌姆考陶”，同样，他以自己的风度和激情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他说：“正是由于所有努力一概付之东流，由于所有和平斗争的渠道都被堵死，我们才做出决定，以暴力形式开展政治斗争，建立起‘乌姆考陶·韦·西兹韦’。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我们情愿走这样一条道路，而是因为政府让我们走投无路，逼上梁山，别无它途。”
他还阐述了非洲裔民众所期望的目标：
非洲人希望公平分享整个南非，他们希望在社会上获得一份安全，享有一份利益。首先，我们渴望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因为，倘若没有这些权利，我们将永远处于弱势。我知道，在这个国家里，这些话听起来有些“革”
白人“命”的意味，因为大多数选民将是非洲人，故而使得白人视民主为畏途。但是，这是通向种族和谐和人人自由的唯一途径，不能容许白人这种畏惧心态作怪。
整整五个小时，曼德拉不停地在宣读自己的陈诉。最后，他放下陈诉辞，转过身来，面向法官，凭着记忆讲了最后这段话：
我的一生已经献给了这场非洲人的斗争。我曾为反对白人主宰统治而斗争，也曾为反对黑人主宰统治而斗争。我一直怀着这样一个理想：所有人都共同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中，彼此和谐相处，人人享有平等机会。
这样一个理想，我渴望能够活着看到它得以实现。但是，如果需要，我也愿意为这样一个理想而死去。
1964 年6 月12 日，45 岁的曼德拉被判处终生监禁。同时被判终生监禁的还有他的八名同志。当晚，飞机将他们送到开普顿，又用渡船送到了罗奔岛。作为第466/64 号囚徒，曼德拉在这座岛上的石灰石采石场做苦工，采集海藻做肥料，并学习阿非利堪斯语a ，度过自己的时光。
曼德拉曾为“乌姆考陶”发动破坏运动制定了目标，从目标完成情况而言，这场破坏运动落得一败涂地。它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在20 世纪60 年代初期，外国投资商根本没有被吓跑，反而更深入地参与到南非经济发展之中。白人选民的反应是支持政府，而不是反对政府。政府不仅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利地采取镇压措施，以应对共产党煽动颠覆国家阴谋为由，肆意践踏公民的基本权利。最终结果证明，一伙业余革命家根本无法对抗南非残暴而强大的国家力量。
狂热的革命分子极力为“乌姆考陶”一败涂地的结果辩白，誉之为“虽败犹荣”。然而，它之所以一败涂地，主要是因为错误地估计了政府的实力和手段，从而铸成大错，付出惨重代价。随着这一民族主义运动遭摧毁，南非局势获得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平静。
罗得西亚政府同样面临着民族主义骚动局面，也同样采取了类似的应对方式。1957年，第一个主流民族主义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很快发展成为了一个遍及城乡的群众性运动。城镇的贫困潦倒，农村的过度拥挤，都酝酿着潜在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政府的土地政策令人愤愤不平；过去年时间里，超过50万非洲人由于自己的土地被划入“白人区”而背井离乡。
为避免引起白人居民恐慌，非洲人国民大会刻意展示一种温和形象，将自己的政纲确定为消除种族主义与实现经济发展，这意味着废除歧视性法律、改革土地分配制度和扩大公民选举权。虽然公民选举权并未涉及种族因素，但投票权取决于收入水平，其门槛之高，在当时全部5.2 万名选民中，非洲人仅有560 名。
乔舒亚·恩科莫于1917 年出生在一个相对富裕的教师家庭，因其享有温和的声誉被选任非国大领袖。他是伦敦传教协会的一名非神职传教士。作为铁路工会官员，他曾表现出娴熟的谈判技巧，在促进种族和睦和传教领域颇有建树，小有名气。每逢星期日，他都会到英国卫理公会教堂履行一名非神职传教士的职责。
虽说当时并没有公开发生骚乱，政府还是指称非国大煽动黑人居民藐视法律，嘲弄政府当局，并以此为由，于1959 年将其取缔。在大约四年时间里，有500 多名非洲人遭到逮捕，另有300 人被拘留。为防止今后再出现任何非洲人的反对派组织，政府搞出一系列法律，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程度之严厉，连大法官罗伯特·特雷戈尔德爵士都批评政府将罗得西亚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并提出辞职，以示抗议。
为推动事业发展，民族主义分子于1960 年1 月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民族民主党，提出了更为激进的纲领，不仅要求消除土地不公和种族歧视，还提出了政治权利要求。“我们不再要求欧洲人改善对我们的统治”，该组织创建人之一利奥波德·塔卡维拉称：“现在，我们要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
这些民族主义分子认为，他们的事业能否取得进展，关键在英国人，因而，他们下了相当大的工夫，努力说服英国政府出手干预，约束索尔兹伯里a 的白人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