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作为新独立国家——加纳的总理恩克鲁玛首次出国访问来到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身为法国政府部长的乌弗埃—博瓦尼和他打了个赌。乌弗埃预言，有法国的援助，十年之后，科特迪瓦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将超过它的邻国。“你们正在见证两项实验的开始，”乌弗埃向自己的同胞们说，“这是在两块国土上进行的一场赌博，一个已经选择了独立，而另一个则宁可走一条艰苦卓绝的建设道路，与法国本土一道，建设一个人人享有平等权利与责任的社会……让我们抱着对我们邻国的实验充分尊重的态度，开始我们自己的实验。十年过后，我们再来比较两者的结果。”
1958年，第四共和国垮台，戴高乐重掌权力，这时的乌弗埃—博瓦尼变成了一名激情四射的戴高乐主义者。当时，戴高乐更多地忙于为法国寻求一个宪政解决办法，以摆平阿尔及利亚问题，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努力为黑非洲作出一种安排，打算赋予当地统治精英们更多的内部自治权，同时让法国有效地掌控外交、国防和宏观经济政策。在第五共和国宪法中，“法兰西联邦”的名称变成了“法非共同体”，但除此之外基本没有变化。
乌弗埃—博瓦尼对戴高乐的政策举双手赞同。他坚信，维护科特迪瓦、或非洲其他任何法属殖民领地的利益，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维持与法国的联盟关系。在法非共同体的新宪法起草过程中，乌弗埃—博瓦尼作为主要执笔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草案只字未提任何一个殖民地的独立权利，也未考虑桑戈尔和其他一些人提出的倡议，诸如建立一个更松散的国家同盟，或是在共同体内建立一个非洲国家间的邦联，等等。
为了解决这一涉及宪法的问题，戴高乐宣布，将于1958年9月28日举行公民公决，非洲各殖民领地都将有机会选择“赞同”或是“反对”。选择“赞同”，则获得共同体永久成员地位，选择“反对”，则意味着“脱离”，意味着失去法国所有的援助，意味着陷入经济败落、行政管理混乱的严重境地。“当然，我理解独立的吸引力和脱离的诱惑力。”他在这年8月说，“全民公决将告诉我们脱离的声音能否获胜。但是，不能想象的是，对于一个独立的国家，法国是否还会继续给予援助？”面对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所有非洲领袖最终只能接受戴高乐的条件，别无它途。
可是，有一个令人瞩目的例外人物，他就是年轻的几内亚领导人艾哈迈德·塞古·杜尔。与出身知识分子的桑戈尔和出身贵族的乌弗埃—博瓦尼都不同，他并非从非洲精英们的象牙塔中脱颖而出，而是借助喧闹粗鲁、摸爬滚打的工会政治走向了权力。以工会为基础，他成立了几内亚民主党，并成功地将它建设成为一个群众广泛参与、势力强大的运动。在1957年几内亚选举中，该党赢得全部60席中56席，年仅35岁的杜尔成了几内亚总理。作为一名恩克鲁玛的追随者，较之法非共同体来说，他更热衷于泛非团结思想。很快，他就公开表明了不欢迎戴高乐方案的态度，轻蔑地称之为“一个重新受洗命名的法兰西联邦——换汤不换药而已”。
8月25日，戴高乐来到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这里是他在公决之前赴非洲游说之旅的最后一站。当他走出机场，迎接他的是高呼着独立口号的人群，他们整齐地排列在他路过的街道两旁。在陈旧的白人议会大厅，他又遭到杜尔言辞激烈的批评。杜尔抨击了法国的殖民历史，要求在几内亚加入法非共同体之前，首先解决全面实现非殖民化问题。“我们宁可要自由的贫困，也不愿要奴役下的富足”，他的宣示引来阵阵热情的掌声。
戴高乐深感受到侮辱，他站起身来予以回应，为法国的历史功绩做了辩护，随后重申他的提议说：“在此，我要把话说明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讲得更明白：独立与否任由几内亚取舍定夺。公决议案已经提交给了几内亚，它可以说‘不’，从而取得独立。在此情况下，我可以保证，法国不会设置任何障碍……”他已经意识到，公决结果将会是怎样的。据说，他转过身来，对他的随从们说：“好吧，先生们，有那么一个人，我们不会再和他继续玩下去了。得啦，事情很清楚了：我们会在9月29日（公决之后）走人，一早就会走人。”在返回机场的路上，戴高乐和杜尔同乘一辆汽车，但两人双唇紧闭，沉默不语。他们最后一次握手后，戴高乐说了声：“再见了，几内亚！”怆然离去。
戴高乐离开后不久，杜尔概括阐述了自己的立场。他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选择，一种是对一个有损非洲尊严、团结和自由的宪法投赞成票，另一种是如戴高乐将军所说，同意立即独立。在这两者之间，几内亚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独立。我们不会屈服于法国的勒索。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我们也不能屈膝投降，屈从那些威胁和压力，去做有违良心和理性的选择，接受那些把我们与殖民当局拴在一起的条件。”
在9月28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有11个殖民地以压倒多数投票赞成戴高乐建立法非共同体的建议。而在几内亚，压倒多数的投票结果是：95%的人说“不”。四天后，1958年10月2日，几内亚宣告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