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我在重庆的亲戚都是最普通的劳动人民，文化程度都不高，但都同样憨厚善良、热情好客。他们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姨婆一家，我童年欢乐的记忆有很多都出自她家。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姨婆不是外婆的亲妹妹，她们是在抗战期间逃难的路上认识并结为姐妹的，但她们一辈子比亲姐妹都亲。我们两家的关系甚至比有血缘关系的还好。
那是特别可爱而且有意思的一家人—他们家也是“母系氏族”。姨婆在印刷厂工作，是个整天乐呵呵的胖老太太，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她嘴里永远都有说不完的俏皮话，她的语言似乎与生俱来地带有劳动人民草根式的幽默。她的那些话如果写出来一点儿也不好笑，但通过她的嘴，用她特有的方言和腔调说出来，就特别好笑，特别有感染力。我外公外婆的话不多，更缺乏幽默感，相比之下我姨婆是个话痨。逢年过节去他们家，从一进门开始，她就说个不停，一屋子人都被她感染了，笑个不停。
我叫姨婆的儿子“舅舅”，他和我妈一块儿长大的，一辈子都在供电局抄电表。打我记事儿开始就没听这个舅舅讲过几句话，偏偏我舅妈也是个话痨，也没什么文化，跟姨婆还特别能讲到一块儿去。她们是我这辈子见过的关系最好的婆媳。舅舅、舅妈生了一儿一女，分别是我表哥、表妹。表哥话也不多，表妹又是挺能说的人—说他们家是母系氏族真一点儿不夸张，他们家的话都让女人说了。
后来我回重庆也常到舅舅家吃饭。他爱喝酒，也能喝，他喝的酒很便宜，经常是几块钱一桶的散装高粱酒。我和舅舅喝酒的时候，就听舅妈、表妹一直不停地说，问这问那，他们家、我们家的事儿轮流说。舅舅在边上默默地坐着，隔个两分钟就端起杯子冲我说“喝一个”，一斤酒喝到底儿了，他从头到尾基本上只有这么一句话。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还有我妈在重庆电台最要好的同事黄阿姨。她是电台的资料员，前几年她去世了。我记得当时我妈接到黄阿姨女儿报丧的电话时，我正好在吃饭，看到我妈拿着电话听了没有两分钟突然放声大哭。
我小时候逢年过节有一半时间在姨婆家，另一半就在这个黄阿姨家。我从幼儿园放学回家只要妈妈不在，去的就是黄阿姨家。前面说到的，我妈和同事整夜聊天，基本上都是在黄阿姨家。黄阿姨家也有一儿一女，儿子叫小勇，女儿叫小辉（多么朴素的名字），我们也是从小一块儿长大。后来我妈去西安了，我在重庆，只要放暑假，黄阿姨都到外婆那里把我接到她家住一阵子，每年如此。
黄阿姨话不太多，也做得一手好菜，非常贤惠，在我心目中她就是我姨妈。她老公姓陈，长相酷似朱时茂，也不怎么说话，我一直叫他陈叔叔。陈叔叔是原重庆红岩电视机厂的总工程师，我人生中第一次看电视，就是在他们家。“文革”期间上上下下都在搞运动，陈叔叔却在家里攒零件，省吃俭用，自己组装了一台电视机，九英寸的。在当时电视机是高科技的玩意儿，放电视的时候一个院子里的邻居都聚在一起看，家里坐不下那么多人，就把电视机拿到院子里放，电线得拖得老长。黄阿姨家的院子里还有一棵黄桷树，大人们在院子里站着坐着看电视，我们这些小孩儿就爬到树上看电视。那个时候电视节目一天就播两个小时，就跟看电影一样。
现在我回重庆去，就看望两家人，一个是舅舅，一个就是黄阿姨的儿女。在我看来，黄阿姨家姐弟两个，就跟我的兄弟姐妹一样，是一家人。他们带给了我童年最为快乐和幸福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