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江边的小学校
一九七七年，我上小学了—重庆解放西路第二十五小学。学校一面临街，和重庆日报社隔街相望，另一面是“滚滚长江东逝水”。学校不大，没有一间教室的窗户玻璃是完整的，它们早在武斗的时候就被打得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到了冬天，风嗖嗖地透过碎玻璃往教室里刮，江边有多冷，教室里就有多冷。
“文革”刚结束那时，老师打学生是天经地义的。我在班上很调皮，所以老师经常教训我，把我的手打得肿起老高，连筷子都拿不住。有一次，我都忘了是出于什么原因，数学老师拿着尺子追着我打，我就围着教室狂跑，全班同学都笑疯了，站在桌上拍着巴掌呐喊加油。这幕情景，后来我在讲述这个时期的工读学校的电影里看到过。更过分的是，那时候在学校干了坏事儿，除了挨打还得挨饿。
那所小学校也是老式的筒子楼，一楼是部分老师的宿舍和仓库，楼上是教室。我一旦上课犯了错误，干了坏事，就会被老师留下来，一留留到中午。老师回宿舍吃饭了，还不忘把我带到他们家去接着罚站。我记得有一次，老师一家人吃着香喷喷的饭菜，我就靠着门在边上站着，饿得几近昏厥，脑子里幻想了无数遍冲上去掀翻这一桌饭菜或者吃光这一桌饭菜的情形。筒子楼里常年黑咕隆咚，大中午都见不着一点儿阳光，在昏暗的光线下，我饥肠辘辘地看着老师一家人吃饭的这一幕，现在想想我都可怜自己。更惨的是，等外婆找到学校来，我手肿着，人饿着，回了家接着又得挨一顿打。
那时候因为调皮我没少挨打，但因为成绩还不错—我整个学生时代也就小学成绩混得还不错，也没少得到奖赏。当时，学校发的奖品一般是两支带彩色橡皮头的铅笔，那就算高级的了，普通铅笔只要三四分钱一支，带橡皮头的好像是八分钱。
那个年代，学校教室的墙上挂着毛主席和华主席的画像，被喊到名字的同学上台领奖的时候得先给毛主席、华主席鞠个躬，再给老师鞠个躬，之后才能领着奖品下去。这个风光的过程，我经历过不止一次。没过多久，再上去领奖的时候，华主席的画像没有了。又过了两年，也不用给毛主席鞠躬了。
当然，成绩不错并不能掩盖我太过调皮的光芒，老师们也因此很不看好我，只有我的第一个班主任董老师对我很好。她是一个胖胖的老太太，特别喜欢我，那时候她就跟别的老师说，孟非这小孩儿将来准会有出息。现在看起来，老太太还是相当有眼光的。可惜她老人家已经去世了。我曾经暗暗在心里想，我要是当了皇上，一定追封她老人家为国师。
二十五小的学习生活到我上四年级时结束了，我家举家搬到了南京。从那时起，我的童年逐渐变得灰暗。就从我那一届开始，小学实行六年制。我哥比我早一年上学，他五年级就毕业了，到我这儿就变成要上六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