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一年春天回重庆，帮我张罗吃饭的是小时候和我一块长大的重庆日报社的唐彤东。他问我都要叫谁，我说把小时候在一块儿玩儿的朋友都叫上吧，有很多人真的想不起来了，毕竟快三十年了。后来男男女女一口气儿来了有两桌。见面之后，他们挨个儿帮我恢复记忆，这个问“你不记得我了”，那个说“我是谁谁谁”。这么介绍了一轮过后，我突然想起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儿，闹着玩儿的时候把我脑袋打出了血，害得我第二天就发烧了。我记得他叫杜波。我顺口讲了这件事，众人皆笑，桌上的人就告诉我，杜波调到北京工作了。巧的是，当时杜波的妹妹在桌上。不一会儿，杜波就从北京打电话来了，他在电话里大笑：“这点儿破事儿你还记得啊？我以为你都忘了。”
替我张罗这顿火锅的东哥在报社广告部工作，所以晚报、晨报的记者加摄影来了一堆人。一个年轻记者说，提点儿问题拍点儿照吧？东哥在边上嚷嚷：“快点儿问，快点儿问，我们吃饭呢。”那个记者很配合地说：“好好好，我抓紧。”之后摄影记者在一旁一个劲儿拍，东哥又说：“你们有完没完，差不多就行了！”我有点儿过意不去，就说：“来都来了，又是自家人，让他们问呗。”东哥这才没再催促—其实人都是他叫来的，还一个劲儿催人家“差不多就行了”。
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的伙伴们，可爱、真挚、重情义，跟他们的感情，也是我在重庆永远无法割舍的情谊。第二天我在机场翻报纸看到，头天晚上我们这顿饭的内容和照片，重庆的报纸出了一个整版。
不仅重庆的朋友对我好，就连重庆的媒体也透着对我的格外厚爱。七八年前，江苏台还没有《非诚勿扰》栏目的时候，我在《南京零距离》做新闻主播，那个栏目只在江苏播出，所以有关我的报道基本上都只在江苏的媒体上，而江苏之外的媒体好像就只有重庆的报纸了。他们曾经大篇幅介绍过我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他们认为这人是重庆出去的，感情使然。
前年我妈到重庆陪我外婆住了一段时间，那是《非诚勿扰》栏目刚火起来的时候，不知道哪个记者打听到我外婆是重庆日报社的老员工，还住在报社里，于是找到我外婆家。我妈和我外婆俩老太太加在一起一百六十多岁了，被找上门来的记者吓到了。记者问了很多，还逼着老太太把我小时候的照片翻出来。之后还问，孟非小时候住哪儿？我妈告诉他们，住在报社山顶上那栋灰色的筒子楼里。于是记者们又找到那栋旧房子（现在住着民工）拍了一通。
第二天重庆的报纸刊登了这篇报道，我住过的那栋灰色筒子楼照片下面配的文字说明是“当今中国最红的主持人住过的地方”。一个很有正义感的朋友看到报道后打电话给我，义愤填膺地说：“他们就不能等你死了之后再这么写吗？”我诚惶诚恐地解释：家乡人、家乡人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