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2年开始直到八十年代初，母亲辛辛苦苦，反复修改完成了小说《东方欲晓》。1980年6月该书第一部出版后，反应冷淡。除了刘亚光，没有人说这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我喜欢看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却实在看不下去母亲的这部作品。一个署名“秋夜”的读者，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尖锐地提出批评。
杨沫老师，好！
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最近看了你的小说《东方欲晓》，觉得有几句话要说，故打扰一下。虽然知道你很忙——有作为的人都是忙人。
你曾自己说，写这部小说，似乎摆不脱“三突出”的束缚。说明你已注意到这点，而且也作了努力。可是，看完了小说，却真有“三突出”的味道。好像作者在尽力塑造一个高大完美的形象，而又事与愿违——读者并不觉得这个人怎样，或者说这是一个理想的“小说”中的人物。说得不留情点，是一个闪着光的木偶。
但是《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就正与之相反。卢嘉川在小说中部就“牺牲”了。而给人的印象是这样深，也是这样难忘。这是什么原因呢？特别是曹宏远不愿意回根据地，“坚决留下”的表现，只能使人感到厌倦、虚假；什么有病也不看，手里有药也不吃（虽然读者可以理解著者的心情）。一点叫人佩服的味道都没有。而且几乎个个主人公都是“漂亮”的，也不真实。
我认为让读者感到著者在尽力刻画人物是作者的失败。只能让小说中的人物按自己的性格发展，而这发展，不是作者的安排，也许难就难在这里了。总之，我也说不出所以然。只觉得卢嘉川叫人难忘，曹宏远叫人难亲。
……
望：
早日见到二、三集
读者 秋夜
1982年10月
后来母亲承认这部书写成了夹生饭，是失败之作。
在文联的一次会上，母亲当着很多作家的面，做了自我批评，难过得流下了泪。她自己承认：《东方欲晓》的失败是由于自己的骄傲自满，不自量力。由于《青春之歌》在群众中受到热烈欢迎，就在潜意识里，自以为了不起。写《东方欲晓》，一定还要出类拔萃，超过以往其他人所写的抗日战争小说。为此就给自己规定一个宏伟的计划，要把这部书写成抗日战争的历史画卷；要全景式，史诗般的；并且规定了四大内容：
1. 要写出抗日战争中的某些重大事件；
2. 要写出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3. 要写出国民党假抗日，真投降，我们和国民党投降派的斗争；
4. 要写出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如何改造成长。
母亲就按照这四个政治要点,写出了70万字的《东方欲晓》。实话说，我看不下去这部书稿，太紧跟形势了！
比如开始，她还是以柳明这个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写了10万字后，当时的《北京日报》忽然登了一篇文章，说成长中的人物不能当主人公。母亲就赶快将柳明改为二号人物。而把高大全，没有错误缺点的县委书记曹鸿远改为一号人物。
母亲尝到了编造这部书的苦头。为了表现120师所进行的齐会战斗，她不得不自己设计作战细节。母亲没有打过仗，又没有指挥战斗的经验，仅靠一点点书本材料，怎么能写得真，写得好？她说连自己看了那些编造的战斗故事都不大愉快，已预感到它只会费力不讨好。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动手写这部书之前，她就为自己规划了一幅宏图：过去写敌后游击战争，多是写一个村庄或一个地区的小范围，视野窄，场面不大，概括不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全貌。她雄心勃勃，企图写出一部《战争与和平》那样大部头的作品。地域范围不限于一城一县，敌我双方都要出现较高级的领导人物，部队和作战也要有一定的规模……
要写这么大部头的史诗般的著作，有多少材料要看，有多少人物要刻画，有多少情节要穿针引线，精心设计，对一个年轻人都不容易，年迈的母亲怎么能够胜任？
母亲确实是被《青春之歌》的成功冲昏了头脑，丧失了自知之明。
教训是惨重的。越给自己定的任务大，越要表现全景式，史诗般的，越要砸锅。正如母亲自己所说，这不能全怪“四人帮”。因为有的同志，如林斤澜就在“四人帮”统治时期，坚决不接受那套极左模式，而宁可停笔。这“只能怪自己的思想水平的低下”。
母亲曾说：文革的时候，自己除了佩服骆宾基外，还佩服林斤澜。当浩然被大会小会批判之时，他敢在大庭广众高喊：浩然是好人！
在“四人帮”极左文艺政策面前，林斤澜拒绝写作，而母亲却做不到。她年纪大了，怕没有作品，黯然而终，因此就俯顺了当时官方的那一套极左的文艺框框，不敢再坚持自己以往独有的，有浓厚小资情调的风格。
母亲公开承认了这一切。
以母亲那么大的名气，能在大会上那么严厉地检查自己，承认自己狂妄自满，承认自己不自量力，妄图写出《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大部头，承认自己的《东方欲晓》彻底失败。她的坦率，她的诚恳，她的毫不留情面的自我剖析，在名作家中是极少见的，让很多人感到震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