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光把分子生物学与中医结合的研究，由于他的科学论点流传国内外，日益得到广泛的重视。不久将在东京召开的国际药理会议正式邀请刘参加。但由于《人民日报》受到阻力不能披露真相（其实可以不点微生物所的名，只稍微介绍一下刘的工作，也就等于给刘恢复名誉了），使这件本来可以为国争光的事却没有人敢批准他参加国际会议。而且由于微生物所无视中办调查结果，仍然不断发出种种流言，使刘的工作更加困难。因为是我写了刘的报告文学造成了这种结果，作为一个人民代表，一个党员作家，我有责任和那些依仗权势，颠倒黑白的人进行斗争。因为这不仅是刘亚光一个人的事，而是有关四化，是多少受压的科技人员都十分关切的事。如果像科学院这样对待刘亚光——明明错了，毫无对党，对人民，对四化认真负责的精神予以纠正，任不正之风泛滥，我国人才的被压制，四化的实现，不是更加困难吗？
我是为党的利益，才下决心与谬误作斗争的。刘亚光事件已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香港报刊不止一次报道评论此事件。我渴望中央能够正确处理好此事件，使刘的有意义的工作有条件顺利发展。其实，只要您批示《人民日报》用适当方式报道一下刘的工作，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崇高的敬礼！
杨沫
但母亲的希望落空了。《人民日报》始终没有刊登肯定刘亚光的文章。后来，据说有关领导请邓颖超出面劝她不要管这事。在电话里，母亲依旧坚持自己意见。从此，邓大姐到去世再也没有跟她联系。
母亲认为自己这么干，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为了所有挨整受压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是在干一件有益于国家进步的大事。所以她理直气壮，变成了一只“好斗的母鸡”。
刘亚光知道在国内没有出头之日，开始积极联系去美国，母亲继续帮他，连经济担保人都是母亲找的。1982年11月24日刘亚光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兰州青年报》出于对母亲的敬意，给他发了一条消息，吹捧了他一番。
刘亚光自诩的所谓 “在国内是绝无仅有，在国际上是尖端”的科研成果以他远走他国，灰灰溜溜收场。
这人到美国8个月后，才给母亲来封信，之后即不再答理母亲。他定居美国到现在已过去20多年，他的“突破性成果”早已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他本人销声匿迹，默默无闻，学术上也再未见有任何建树。
母亲为刘亚光拔闯的劲头，是少见的，她先后给华国锋、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王任重、铁瑛、冯文彬等诸多领导同志写信。她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为一个陌生人这么上心地帮忙。小胖冤死后，她哪怕连这样狂热打官司的十分之一的劲头都没有。
我在刘亚光的问题上跟母亲缺少共同语言，话不投机半句多，只好敬而远之。作为儿子，母亲不在了，不应该多说她的不是。但在母亲一生中，这是个很大的事，她曾把这件事写成报告文学，出成书，大加宣扬，想回避也回避不了。
记得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张志新的事迹，我读后万分激动，6月份五届人大常委八次会议在京召开。我估计母亲要参加这次会议，就在6月8日主动给很久没有来往的母亲写了封信，请她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一条议案：为避免今后再有张志新被杀，请人大颁布法律明文宣布：不许虐待政治犯……
但母亲根本没有理睬我，她心目中，刘亚光远比张志新要重要。她见人就说刘亚光是中年科技人员的表率，他怎么受压制，怎么了不起。用她自己的话说，几乎变成了唠叨的祥林嫂，翻来覆去就是刘亚光。
我自然对她有意见。这场官司也是我们母子俩谈不到一块的众多原因之一。
作家应该干预生活，但不应该干预具体的科学成果或某个学术论点。母亲却干预太深了，这是她的悲哀和不智。我为母亲这么干害羞，难道她不怕科学家笑话么？自己是个科盲却闯到科学界里大闹，太不自量力了，多丢人现眼！可是她自从当上人大常委后，自我感觉良好，过分自信，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
刘亚光绝非等闲之辈。从微生物所提供的材料中可以看到，自1975年起中国科学院直至中央负责同志为安排他的工作，开会之多，调查之频繁，花精力之大，在科技界是少见的。一般科技人员绝无此殊荣。说他擅走上层路线，一点没冤枉他。
1980年的时候，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昭雪。如果一个老农民受冤，一个老干部受冤，一个反“四人帮”的人受冤，母亲能花这么大的力气救人，那确实伟大，让人佩服。事实上，这样的事还真的找到了母亲头上。大约是1981年初为江西赣州的李九莲鸣冤奔走而被判刑20年的朱毅尚在监狱劳改，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还在流血的爱情》，真实再现了年轻的李九莲悲壮而惨烈的一生，托人寄给了母亲，请母亲帮助反映和发表。
据我所知，母亲没有管这个案子。李九莲的冤案后来经胡耀邦同志亲自批示给平反了。如果母亲像管刘亚光的事情那样管管李九莲这个冤案，分量可就不一样了。那绝对了不起！绝对让人心服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