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离婚回到北京后，工作不理想。每天得早早起床到石景山苹果园上班，早出晚归，非常辛苦。她感情生活孤寂，碰了一个又一个钉子。
当时要离开教育系统，非常困难。为达到目的，小胖琢磨了一个办法，想通过唱歌调到专业文艺团体。她从小喜欢声乐，为此，她天天早上叽里哇啦大叫，练发音，还对母亲说朱逢博就是半路出家的，她要步朱的后尘。
母亲看她心诚，1973年4月19日写信为她设法联系上一个著名的歌唱演员。小胖前夫得悉后，还认为是好事（见1975年6月29日小胖前夫给父亲的信）。这唱歌的曾演过话剧《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当时因为唱“我为祖国献……”，而非常有名。
小胖很快就对这个人动了真情。与朋友聊天，嘴不离这人的名字，张口闭口总是他。她对一女友讲，老师说声音要从这儿出来，就用手轻轻摸她的胸脯，给他摸得心荡神怡。女友劝她留心，这人太流氓。她哪里听得进去。那家伙比小胖大10岁，小胖还亲切地称呼他为叔叔。
在小胖的不断恳求下，母亲支援她数百块钱，帮她买了一架钢琴，这样她的老师就可以在家里教她了。不久他们就上了床，那唱歌的还有我们家大门钥匙。
1974年是她与唱歌的来往频繁的一年，小胖多次怀孕。陷入爱河后，小胖的工资根本不够花，常变卖东西，给情人买这买那。因为小胖白吃白喝家里的，父亲总想让她搬到学校去住，但小胖说单位没地方，拒绝离开。父亲就逼她交饭费，否则不让她吃饭。小胖没钱交，父亲就把家里所有粮食及吃的东西，包括剩饭剩菜全都锁在柜里。
她为了省钱，给情人多买点东西，忍辱负重，能蹭父亲就蹭父亲，惹得父亲对她极其反感。以下是她在激怒之中给母亲写的一封信，从中可看出她与父亲的矛盾多么深。
妈妈：
我以万万分愤怒的心情向你控诉马建民虐待我的暴行。我劳累一天回家，要炒点咸菜准备第二天带到学校当菜吃（这也是为了省钱，因为我已经没有钱了），可是姑姑急于回家，还非得锁门不可，不让我用炉子。我觉得即使是邻居，也不会不肯借用一下炉子，何况我们是一家人呢？所以我依然用那炉子。于是这位媚上欺下的黄脸婆就去向她的主子求援，马建民于是亲临炉子旁，杀气腾腾，耀武扬威地为他的妹妹助威打气，当她的面对我大肆攻击，极尽诬蔑打击之能事。仅仅为我用了一下炉子，就做了极大的文章。尤其可恨的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他迫不及待地又要赶我，说什么限我在五一之前搬走，他的怒吼如虎狼一般的凶恶，他的黑心如豺狼一般狠毒……
妈妈，希望你分清是非，听毛主席的话，对我关心、帮助、爱护，不要和马无赖、黄脸婆为伍，他们的灵魂是丑恶的！和他们站在一起，就是站在非正义方面去了，而非正义不管一时多么强大，最后终要可耻失败。
请你帮助小禾买一个小自行车和几斤白糖给我，我好给他寄去。
我将向赵英阿姨、张晶心、赵文彬等人控诉马建民压迫我的暴行，并向他们要钱度过暂时困难，她们一定会给我，并看透马无赖的本性，我就是要到处让马无赖丢脸！
小胖
1974年4月20日
这封动不动就上纲，充满文革语言的信，反映出了小胖意气用事，好走极端的毛病。她说话毫无顾忌，怎么解恨怎么骂，尖酸刻薄，狠毒之级，夸大其词，全然不计后果。
就是这张嘴巴，为她招来了杀身之祸。
小胖把自己的工资全用来款待那唱歌的了。一起看电影，听音乐会，下饭馆……每逢到月底，总是亏空。她还多次堕胎。有一次，小胖在新街口打电话给父亲老战友的女儿飞莎说我现在无家可归，生活费也没有，你快借我一些钱吧。飞莎赶快找到她，把身上所有的26块钱借给她，自己只剩下几毛钱。小胖见了也把几毛零钱要走。
她为了讨好那个唱歌的，倾尽了自己所有财物，甚至还曾把我给母亲寄的买衣服的20元钱，私自冒领走。连乳罩、裤衩都不买，偷母亲的。实在穷得没法时就向母亲要。母亲最后一次见小胖，就是来要钱的。她大冬天，没穿袜子，光着脚，趿拉着大棉鞋，一脸蜡黄。
母亲推说自己看病吃药，开销很大，没有钱。
小胖说，我这么大老远来找你，你怎么也得给我一点，不能让我空手回去。
母亲说：不行，我不能给你了。你成了无底洞，没个够。
小胖可怜巴巴说，那起码给我来香山的车钱吧。
母亲就给了她5块钱。
母亲知道小胖把钱全花在了唱歌的身上，自然不情愿给。她常对家人说，小胖在家里逮什么偷什么，偷了就拿到委托商店卖了，孝敬那个唱歌的。1974年11月12日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母亲特地叮嘱：
又：我新买的写字台及小圆桌请你拿到小屋里锁好，以免被小胖卖了。
母亲感叹：小胖一点不会料理生活，住房乱得像狗窝。自己什么家务也不干，却给那家伙织毛衣。
小胖也似乎有某种预感。她对家人和朋友都说过好友赵玉娥被丈夫割掉头颅的事，不无忧虑地表示：我弄不好将来也是这个下场；我嘴巴厉害，没轻没重，容易得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