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革命造反派召开17万人大会批斗《青春之歌》时，小胖带着母亲四处躲藏。后来左派郭开找到文联，那天正好小胖陪母亲到文联看大字报，在文联的走廊里，迎面碰见郭开。她一把拉住母亲，左转右转，迅速脱离了险境。
她对报上点了名的大黑帮也敢同情。一次批斗完吴晗，把他押到一边。小胖自己买了面包，又弄了碗水，送给吴晗，什么话也没说。回来后，她坦然告诉同学：我看吴晗挨斗挺可怜的，给了他点吃的，不管是谁都要按政策对待。
在外语学院，她属于保陈毅那一派的。当批斗陈毅，对他推推搡搡时，小胖和一些拥护陈毅的同学就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
她确实善良。谁处境不好，她同情谁。
1968年12月，小胖去唐山军垦414部队农场劳动锻炼。正碰上那里搞清理阶级队伍，她开始挨整。有人说她有三反言行（对现实不满，替白杨传递翻案信），生活作风不好，思想颓废，她的精神很紧张，寝食难安，面黄肌瘦。一度脸不洗，牙不刷，整天发呆。数次给母亲写信求救，言词恳切，很是可怜。但父母自顾不暇，哪有心思去唐山帮她？
因为是老保儿，她和丈夫给分到了徐州的一个小地方教书。她不甘心在那里，就通过假离婚，1972年调回北京，到石景山区金顶山中学教外语。
之后，小胖又对人宣布，她是真离婚。为让对方同意办手续，才说是假离婚。因为两人结婚后，很快就产生矛盾。一吵架，丈夫就打她，有时打得相当厉害。
她说话坦率又尖刻。上高中时，曾当面质问母亲，你就知道打扮自己，给自己买那么多好衣服，为什么不给我买一件？
我平日对母亲也有意见，却不敢向母亲提出来。在这一点上我很虚伪。而小胖却真实坦白，表里如一。
对母亲使用那个男秘书，她很有看法，曾公开说：我妈找了个面首。两人的关系绝对不一般。大白天拉上窗帘，关上门互相打鸡血，这正常吗？
对此，母亲当然气愤得要命，说小胖四处给她造谣，诬蔑她。
但她又疼爱小胖，离不开小胖，因为小胖是她对付父亲的一个重要力量。
三十多年过后，我才知道在我率人抄家之后，尽管我绑了她，小胖还替我说过话。她对人讲：这事父母也有责任，平时对小波太不关心，太冷淡。
她只埋怨我在捆绑她时，把她胳膊弄疼了。
我被打成反革命之后，社会上流传我是个穷凶极恶，“杀父弑母”的家伙。小胖却认为我打砸抢父母，是家里对我不公平所致。当我在内蒙古过着孤独耻辱的被专政生活时，也只有小胖，突然给我来了一封信，明确向我表示这么处理不对，支持我向上面申诉。我深受感动。要知道，我平时瞧不起她，跟她很少说话，从没帮过她什么忙，文革中还绑过她，勒过她，给她嘴里堵过一团臭袜子啊！
茫茫草原上，我第一次感到了小胖姐的手足之情。
写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文革前，我为讨父母的欢心也曾积极向他们讨好。比如主动扫院子、倒垃圾、卖力地给父母擦地等。
记得有一天，小胖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你别那么讨好他们，没用，要有点尊严。简短两句话，像一道电击，给我留下永生难忘的印象。她这么说，看似随便，却给了我重重一击，让我知道了争宠的可悲可怜。以后，我再也不讨好父母了。我觉得小胖就是一个良心的眼睛，她在看着我。
她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影响了我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