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养规模太大、税费负担太重，已经成为抑制中国社会创业、企业和就业的最大的体制性障碍。一个国家，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需要在城市中有大量的创业、投资和企业，使活跃的经济有足够的吸收转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包括吸收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上面已述，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每千人口小企业发展不足，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不能提供足够的吸收劳动力就业的容量。除了结构上城市化滞后，体制上注册准入管理审批、执法监督、金融融资方面的障碍问题外，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政府、政府各部门，以及行政性事业机构，向创业、投资和企业收取的税费太多太杂，而过多的收费罚款又源自于政府供养的规模太大和不菲的党政公务支出。
国民经济的税费负担太重。笔者在第八章中进行了大量数据的计算，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府实际的全部收入要大于每年公布的预算收入，比如，2007年，预算公布的政府收入为51549亿元，但是，加上土地出让金、收费罚款、社保缴费等没有进入预算的预算外收入项目，实际政府全部收入最保守为85223亿，为当年GDP的33%以上。这个比例远高于一般研究认为的发展中国家GDP税费负担率18%~25%为宜的范围。那么，为什么收这样多的税费？原因在于没有控制住党政事业供养的机构和人员规模，党政公务支出的比例较大。
供养的规模越来越大。从1978年以来，全国总人口增长37.26%，但是，事业机构公职人员从1497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2874.2万人，增长了92%；党政等机构公职人员从467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291.2万人，增长了176.5%，其中还不包括协编和临时编制人员。考虑党政事业单位退休的人员估计1500万人左右，这部分人员的工资福利，也需要缴税缴费供养，再加上政府及行政事业机构中的临编和协编人员，总的供养人员规模达6700万人，占总人口比为5.07%，而2007年，实际上全国每18.72人就缴税缴费供养1人。
政府收入中党政公务开支比例太大。2007年党政事业在工资、医疗、退休、公车、公招、公出和办公经费等总计为29425亿元。当年，党政事业单位，投资为8104.8亿元，其中党政机关投资为3166.1亿元，占全部行政事业投资的39.06%。一般性开支和投资开支，政府预算内收入的75%，占全部政府实际收入的44%。从世界范围的一些国家看，日本行政公务开支占全部预算比例大体在2.5%左右，美国在15%左右。从纳税人承担的行政公务化费上讲，中国政府不能不说是世界各国中比较昂贵的一个。
当然，如果政府的支出及其收费和税收，不影响企业的创业和投资、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活力，我们没有必要讨论这样使政府较为尴尬的问题。但是，关键是它较大程度地影响了我们小企业的创业、生存和发展；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以及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容量，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后果。（1）由于政府税费较多较重，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不足，导致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以及城镇新增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就业困难，并且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拉大。（2）政府用权力来分配，过多地分配GDP，使政府在GDP中的分配比率过高，而居民在GDP中的分配比率持续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税费负担较重，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不足，又使中等收入的人相对少，因劳动力闲置或者失业，劳动参与GDP创造和分配的比率下降。结果，使GDP居民分配比率长期趋低，国强而民不富。
从中国税收结构的设计看，主要征税对象是创业和企业，以及企业的投资经营活动。2007年对企业所征的仅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所得税四项就高达40229.04亿，占到全国当年税收总收入49451.8亿元的81.35%。各地税务部门还存在着税收年初硬性计划增长、对小企业实行包税制和对税务人员超收奖励制度。如此种种，对创业和小企业的发展，更是雪上加霜。《福布斯》公布的2009年税负痛苦指数排名中，中国得分159。其中增值税率为17%，企业所得税25%（两税统一以后），个人所得税收45%，个人收入中的23%作为社保缴款，企业则配套上缴员工个人收入的49%作为社保基金缴款。与2008年相比，由于社保基金方面税负的增加，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上升了7点，排名从去年的第五名上升至第二名，仅次于法国。《福布斯》对中国的测算中，还没有包括中国各政府部门和各行政事业性机构繁多的收费和罚款等项目，如果加入这方面的政府收入，税收痛苦指数还会上升。
2009年，在许多国家对能大量容纳就业的中小企业实行轻税费政策时，在许多国家将减税而扩大创业和投资需求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应对就业困难形势时，中国在承受世界就业最大压力的情况下，却不能从税收结构的根本上减轻小企业的税费负担，不能说不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的最大遗憾。
目前的这种税制结构，实际上是不鼓励创业、投资、劳动、创造财富，而是鼓励倒房子，鼓励积累财产并依靠资产不劳食利，鼓励污染，鼓励浪费使用资源的机制，与鼓励创业、增加就业、保护生态环境、节约利用资源、抑制食利阶级产生等现代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如不改革，则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所向，也与社会主义防止两极分化和追求共同富裕的价值观是相悖的。
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和行政体制上，我们最重大的失误是没有建设现代的财政预算与机构人员编制的制衡制度，没有将政府和行政性事业机构人员，及其收钱和化钱管住。（1）没有用预算管住党政及其行政性事业机构和人员规模的膨胀，导致经济和社会供养的规模太大；（2）没有将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机构对创业、企业的各种收费罚款权力管住，甚至开了一些口子，形成了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这样的极不合理的、所谓的自筹资金供养体制，导致乱收费乱罚款合法化和固定化；（3）没有将党政及其行政性事业机构的化钱管住，使党政公务和行政性事业支出在政府全部支出的比例太高，虽然这几年的财政支出结构向公共服务和民生等调整，但是党政公务支出比例仍然较高，有悖于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宗旨。
这方面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彻底的解决，将会影响人民对党和政府执政的信任程度。给中国共产党自己提出的非常尖锐和严肃的问题是：我们虽然在第2章和第9章中讲到政治集中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在从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发展不平衡和多民族、多宗教的大国国情下，我们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为了保证经济增长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条件和环境，必定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领导。但是，中国共产党能不能不通过所谓的西方民主制衡机制的建设，而是自身触及党政及其行政性事业机构的利益，彻底地改革机构人员编制体制，彻底地改革财政收钱和化钱的体制；严厉地控制住党政事业机构人员膨胀，严厉地控制住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机构的收费和罚款，严厉地控制住党政、政府各部门、行政性事业机构的化钱？这样触及党和政府自身利益的广泛的体制和制度性的改革建设的根本大事，实际上对于党和国家，是比反贪污腐败更加严峻的一种挑战。
